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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氏企业在荣宗敬去世16年之后，分崩离析，又殊途同归。而此时距荣氏创业已满半个世纪。
眼光放长远
1955年秋，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全国工商联）在北京召开执委会议，荣毅仁应邀参加。
第一次座谈会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在两个小时的会议中，毛泽东悉心阐释公私合营的重要性，他说： “大家的眼光要放远一点，不要怕社会主义，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要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要减少吊桶，增加抽水机，如果能全部改用抽水机就更好，这样才能好睡觉。”
在公私合营的大背景下，这个形象而风趣的比喻无疑显得耐人寻味。接着，毛泽东又用京剧《打渔杀家》中的故事举例：“萧桂英要去‘杀家’，参加‘革命’了，可还没有忘记关门，怕人家偷了她的坛坛罐罐。工商界人士不要这样，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引自《光明日报》1999年3月5日刊《“少壮派”荣毅仁带头“举起了双手”》一文。
尽管在1954年申请公私合营，但是在相当长时间中，荣毅仁仍显现出资本家特有的独立，对于政治也是惧怕多于敬佩，他有句名言： “我赞成共产党只举一只手，如果两只手都举起来，那是投降。”
当时，毛泽东以战略家高度两次提及“眼光放远”，提纲挈领的讲话在荣毅仁心中引发阵阵涟漪。
37年后，在毛泽东忌辰，荣毅仁第一次向外界披露彼时听完讲话后的心境：“毛主席的讲话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我在旧社会继承父辈事业的十几年中，即便以我们当时所具有的较大的资本和较高的社会知名度，乃至与当权者的交谊，最终也未能幸免于日本侵略者造成的劫难和国民党腐败政权的压榨，别的民族工商业者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出路？”③引自王伟群著：《艰难的辉煌——中信30年之路》，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荣毅仁的前世今生”一节。
荣毅仁从这些亲身经历认识到：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就只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而这条道路对每个真正要做独立的、正直的中国人的工商业者来说都是穷途末路。因此，按我当时的心境，虽还未能真切地展望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家思想改造完成后将成为什么样的蓝图，但确已树立起了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走向光明，就大有前途的信念。”
会议结束后，荣毅仁马不停蹄地赶回上海，向上海市人代会保证：“我一定要把所得的利润，投资企业，购买公债，来支援国家的建设……我一定要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做一个真正的同志。”
荣家的示范效应不容忽视。不久，高层领导到上海会见工商界人士，主动要求公私合营者众。
某种程度上，这与上海流行的那个“猫吃辣椒”的段子不谋而合。一位领导人问另两位领导： “怎样才能使猫吃辣椒？”一位答：“让人抓住猫，把辣椒塞进猫嘴里，然后用筷子捅下去。”另一位说：“先让猫饿三天，然后，把辣椒裹在一片肉里，如果猫非常饿的话，它会囫囵吞枣地全吞下去。”两个答案都不能让提问者感到满意，他说出自己的策略：“可以把辣椒擦在猫屁股上，当它感到火辣辣的时候，就会自己去舔掉辣椒，并为能这样做而感到兴奋不已。”
更广阔的时代背景是，1955年之后，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3000余户私营工业主和18万户私营商店完成公私合营，国有成分显著上升，经营结构由个别企业公私合营进入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
完成公私合营的企业，股东按照“定息”享有5厘年息，为期10年，此外不再对企业行使职权，资本家变为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中的一员。
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第一号“红色资本家”
1956年1月初，毛泽东到上海视察工作。抵达当天，毛泽东提出到工厂看看。上海方面选了几家有代表性的国营工厂，其中包括申新九厂，这是上海棉纺行业骨干企业，又是荣家所创。
第二天下午4点40分，毛泽东一行驱车前往申新九厂，荣毅仁等早已在门口等候。毛泽东下车后一面同荣毅仁握手，一面对他说：“你不是要我到你厂里来看看吗？我来了。”荣毅仁连忙表示欢迎。毛泽东继续说：“你是大资本家，要带头。现在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了，老板换了。”
荣毅仁陪同毛泽东等进入工厂，连续视察了7个车间，每到一处，详细介绍。毛泽东看得很仔细，还同一位纺织女工握手、交谈，听取她对工作、生产流程的说明。结束后，毛泽东总结此行说，“要让他们（资本家）认识到做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是光荣的。荣毅仁愿意把工厂交出来，这是进步的”。
毛泽东一生，先后到上海考察数十次，申新九厂是他唯一视察过的公私合营企业。
国家领导人的肯定让荣毅仁备受鼓舞。他和上海工商界的几位实业家，现身说法，宣传政策。1956年1月20日，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在中苏友好大厦召开，4000人参加。会上，荣毅仁和盛丕华代表上海私营工商业者向上海市副市长呈递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申请书。
一个月后，荣毅仁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此时荣毅仁的身份不仅是“社会主义企业”申新纺织印染厂总经理，还拥有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委、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等政治光环，远远超出商人的出身背景。
谈及公私合营的意义，荣毅仁说：“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渺小，（而我们）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篇访谈登在《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4期。
几乎与此同时，荣毅仁七弟，人称“红色小开”的荣鸿仁在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上发言说： “我另外两个哥哥、堂兄弟，他们为了想保牢自己的财产，在1949年前到国外去，一个哥哥办的纱厂已经宣告破产，一个堂兄在美国遭到流氓无故殴打，其他大都处在窘境之中。试想要托庇于帝国主义之下，会不遭受他们的欺压吗？过去的中国，没一个人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荣毅仁对未来有着深沉的思索，触角从家族企业经营上升到国家社会层面。萦绕在脑际的问题是：中国自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电子书 ＺＥi８。ＣＯm电子书 。电子书 。电子书¨但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阶级关系有了调整，这个对抗性矛盾是否可以转化成为非对抗性矛盾呢？
1956年6月，当荣毅仁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毛泽东没有当场表态，反而颇为风趣地说道：“你这人倒蛮会用脑子提问题的。”第二年春天，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讲道： “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平和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
1956年年底，全国范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结束，中国由此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其在这场运动中的独特作用，荣毅仁得到“红色资本家”称号。这是一个耐人琢磨的定位，似乎预示着更大的改变。
转折
1957年春节，已经调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突然从北京赶回上海，参加即将召开的上海市党员大会。
陈毅此行带了一个重要任务。他在上海市党员大会上说：“我这次回来，毛主席交给我一个特殊任务，希望我和上海的同志们能够选荣毅仁为副市长，都投他一票。”引自马克锋： 《荣氏家族》，广州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页。众人闻言，皆吃一惊。
党员大会即为随后召开的上海市二届一次会议做准备，在这次会议上，将选出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陈毅副总理既然如此说，意思便非常明显，当然，不同意见者并不强求。选贤任能也不排斥推荐，只要他有足够的能力得到认同和支持。这也是政治民主的形式之一。
陈毅接着说：“毛主席说了，荣氏企业是我国民族资本家中的首户，是中国在国际上唯一可以称得起财团的一家。早在新中国成立初，荣家就一直积极配合党的工作，现在又把全部的企业都拿出来和国家合营，这个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即便是在国际上也产生了轰动。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