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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胜负的关键一球。爸爸喜欢跟我们开玩笑，可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对杰克逊兄弟有多么严厉。他希望我们在各方面都出类拔萃，而不仅仅在音乐上。我心想他大概是从当教师的爷爷那儿继承下来了这个脾气。我知道我的老师们可从来不像他对我们那样苛求。当然，他们的一丝不苟和严格要求将会得到应有的报答。
妈妈走到门口，递给我们热水瓶和包好的三明治。我还记得，她叮嘱我别再把演出用的衬衫撕个口子，她前一天晚上刚缝好并叠好它。我和兰迪帮忙把一些东西运上车，然后跑进厨房。瑞比正在那儿为爸爸准备晚餐，同时，还得照看坐在高背椅上的小珍妮。
瑞比作为老大，日子从来没有轻松过。我们知道，摩城公司的试听一结束，我们就得立刻决定是否搬家。如果搬家的话，她就要去南方和未婚夫一起生活了。在妈妈上夜校攻读由于疾病而放弃的高中文凭时，她便在家里料理一切。记得妈妈告诉我们她要去补习高中课程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会儿我担心她跟杰基和蒂托那样年级的孩子一道上学，会被大家笑话；我还记得，她那样哈哈笑了一阵，然后耐心向我解释说，她是和其他大人一起上学。我听了以后变忧为喜，觉得家里有一个跟我们一道做家庭作业的妈妈可真有意思。
装车的活儿比往常要容易。平常情况下，罗尼和约翰尼会和我们一起去，但这次摩城公司有音乐家为我们伴奏，我们就自己走了。我走进我们的屋子，杰梅恩正在那儿赶他的作业，我知道他想把它们尽快打发掉。他对我说，我们应该自己去摩城，把爸爸留在家里，因为杰基已经通过了驾驶考核，并且有了自己的车钥匙。我们都笑了，但在内心深处，我想象不出父亲怎能不去。因为即使在爸爸未能及时从班上赶回，而由妈妈指导我们放学之后的排练时，他也好像在场一样，妈妈就像他的耳目。她总能看出昨天晚上谁表现得好，今天白天谁粗心大意。爸爸晚上回来，便能从妈妈的微小暗示中说出我们谁没有像他预期的那样排练，在我看来就好像他们之间有什么特殊暗号或别的什么似的。
我们出发前的告别很简短。妈妈早就习惯了我们在外面一呆就好几天，或是在学校放假时外出参赛。拉托亚噘了噘嘴。因为她也想去。她只在芝加哥看过我们演出；在波士顿或菲尼克斯演出时，由于时间很紧，也没来得及给她买点儿东西回来。我觉得她一定认为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魅力，因为她除了去上学就是呆在家里。瑞比忙着哄珍妮睡觉，她向我们挥了挥手作别。我在兰迪脑袋上最后拍了一下，大家就出发了。
当我们驱车上路时，爸爸和杰基在地图上扫了一遍，这大多是出于习惯，其实我们已经去过底特律了。穿过市中心时，我们路过了市政厅旁基思先生那座录音棚。在“钢城”公司录过那张唱片后，我们又录了些唱片样本，爸爸把它们送到了摩城公司。当我们开上高速公路时太阳正缓缓向地平线沉去。马龙说，如果我们能在WVON电台听到自己的歌曲，那么等待我们的一定是好运气。我们都点头赞同。爸爸插进来问大家记得不记得“WVON”代表什么意思，同时用胳膊肘碰了碰杰基，示意他别作声。我凝视着窗外，一边琢磨着几种可能性，杰梅恩突然开口了。“代表‘黑人之声’”他说道。然后，我们就开始想出每个电台的代号，轮番命名。“WGN——世界上最大的报纸（《芝加哥论坛报》下属一报纸）”“WLS——世界上最大的商店（希尔斯）”，“WCFL……”我们咽住了，谁也想不出来。“芝加哥劳工联盟，”爸爸一边说，一边伸手要过热水瓶。我们转上了九十四号州际公路，加里车站和拉马祖车站都从视线里消失了。我们开在收音机里到处寻找加拿大安达略省CKLM电台播送的“甲壳虫”乐队的歌曲。
在家的时候，我是个“垄断”游戏迷，开车去摩城也有点儿像那个游戏。在“垄断”游戏中，你得在一块板上转来转去，买卖东西，作出决定；那些举办过“猪肠子”巡回演出，我们在那儿得过奖的剧院多少也有些像这块板，上面充满着机遇和陷阱，一路走走停停，我们终于到达了纽约哈莱姆区的阿波罗剧院——对我们这样年轻的演员来说，这正像是到了游戏中的“停车场”，似乎可以止步不前了，而现在，我们又开上了“木板路”，直奔摩城。我们会赢吗？我们会“破产”，让唾手可得的成功离我们远去，再等下一盘吗？
我的内心深处正发生着某种变化我可以感觉得到在旅行车里我甚至哆嗦起来。几年来当我们驶向芝加哥时总在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走出加里结果证明我们能行。然后我们驶向纽约心里想如果事实证明我们的水平在那儿不可能获胜那将是我们最倒霉的时刻。哪怕是在费城或华盛顿的那些夜晚，我也没有多少自信，我不能去想，也许我们没听说过的纽约的什么小组或歌星会最终击败我们。当我们在阿波罗剧院打破这个神话的时候，我们终于感到，什么东西也无法阻挡我们了。现在我们正驶向摩城，没有什么东西能再让我们感到吃惊了。我们要让他们震惊，就像我们一直做的那样。
爸爸从手套箱中抽出一份打印的指示图，我们离开了高速公路，经过伍德沃德大街的入口。路上没有什么人，因为夜已经深了。
父亲对我们的食宿有些不放心，我感到奇怪，直到我知道摩城公司已经为我们挑好了旅馆，才明白他不放心的原因。我们不习惯事事都为我们准备停当，我们喜欢做自己的老板。爸爸一直是我们的订票员、导游和经理。如果他不能照料这一切，妈妈就代劳。因此，这不奇怪，即使是摩城公司作了这一切安排，他仍不放心。他觉得该由他亲自订旅馆，亲自布置一切。
我们在“纽约人”旅馆下榻。房间早已预定好，一切都井井有条。我们屋里有台电视，可是所有频道都已停播了。第二天上午十点开始试听，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再熬夜了。爸爸看着我们上了床，锁上门，走了出去。我和杰梅恩都累得没心思说话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都准时起了床；是爸爸叫的我们。其实，大家都跟他一样兴奋，所以他一叫，我们都一骨碌爬下床来。试听对我们来说不同寻常，因为许多职业歌手该去演唱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我们知道，要对我们唱得如何作出评价并非易事。过去不论是参加比赛还是在夜总会演出，我们都习惯于观众们热烈的反应，但父亲告诫我们，我们在唱完后越能保持平静，他们便越想听下去。
在咖啡店吃过麦片和牛奶之后，我们钻进了那辆大众牌。我注意到他们的菜单上有粗燕麦粥，便知道了这儿有不少南方来的人。那时我们还从未去过南部，希望有一天去看看妈妈的家乡。我们想对自己的根和那儿的黑人有一个了解，尤其是金博士遭人暗算之后。我真真切切的记得他死去的日子。每个人都在那天被击垮了。那晚我们没有排练，妈妈带着我和其他几个孩子去了圣殿。人们哭得就像他们自己家里的人去世了一般，连那些平时不露声色的男人们都控制不住他们的悲痛心情。那时我还太小，并不理解这一悲剧的场面的全部意义，但当我现在回想起那一天，我不禁哭出声来——为金博士，为他的全家，也为我们所有的人。
杰梅恩第一个看到了录音棚，人们都管它叫“美国流行音乐之城”。看上去它像是快要倒塌了，和我想象中的并不一样。我们猜想着会见到谁，谁会在那天来这儿录音。爸爸已经告诉我们，一切由他应酬，我们的任务就是像从未演出过那样去唱歌。这要求可有些过分，因为我们向来对每首歌都尽心尽力，不过我们明白他的意思。
里面有很多人在等着，但爸爸说出我们的名字后，一个穿衬衫打领带的人便走出来迎接我们。他能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使我们很吃惊。他让我们把大衣留在外面，然后跟他走，别的人都把眼光投向我们，好像我们是一群魔鬼。我想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有怎样的经历。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吧？他们是否一天天的等在这里，希望不用预约就能进去？
我们进到录音棚里时，一个摩城公司的伙计正在调试一架摄像机。有一块地方放满了话筒和各种器材，爸爸走进一个小录音室，去和里面什么人交涉。我努力装作我是站在“福克斯”剧院逐渐上升的舞台上，这次不过是个平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