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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步-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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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换上另一件。我们选好一种发型后,他们就把我们带到理发师那儿,理发师就照图片上的样子打扮我们。然后,在她那儿选定服装式样,我们就到保管服装的部门去,他们便找来全套衣服给我们试穿。我们穿上那些服装,他们上下打量一番,看看不太合适,便让我们回到“拼版游戏”那儿,重新“试穿”一些别的式样的服装。

我们上礼仪课和语法课。他们把那些人们最有可能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列了一个表,让我们有所准备。我们常被问及的问题有:我们的家乡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每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是什么,我们同台演唱时感觉如何等等。歌迷们和记者们同样都想知道,我们在最初登台时各自有多大年龄。尽管你相信,人们对你感兴趣是由于你的歌而不是别的什么,你还是很难把自己的全部生活展示在公众面前。

摩城唱片公司的人对我们进行测验,让我们回答那些还从未有人发问过的问题。他们考我们的语法,还有餐桌上的礼仪。通过这些考核后,他们还要把我们带进一间屋子,最后替我们抻抻袖子,理理我们新做的蓬松发型上佩戴的头饰。

然后我们学一首名叫《我要你回来》(I Want You Back)的新歌。这歌的产生还有一段故事。歌曲是由芝加哥一位名叫弗雷迪·佩伦的人写的。他起初是杰里·巴勒特手下的一名钢琴师,那时我们刚开始在芝加哥一家夜总会里演出,也是在杰里的指挥下。佩伦估摸着那家夜总会老板花不起钱请别人去演唱,便很为我们这群孩子感到难过。不过,他在看了我们的表演之后,观点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最初,《我要你回来》这只歌的名字是《我渴望自由》(I Want to Be Free),是写给“至高无上”三重唱小组去唱,而根本不去考虑格拉迪斯。贝里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告诉弗雷迪,说自己刚刚雇用了一群来自印第安纳州加里市的孩子们。弗雷迪马上明白了贝里指的是我们,在心里盘算了一下,便答应碰碰运气。

我们在加里学唱“钢城”唱片公司的歌曲时,蒂托和杰梅恩必须要特别留心乐器的声音,因为在录制这些唱片时他们负责部分伴奏。因此,在听《我要你回来》的唱片样本时,他们很留意吉他和低音贝司的声音。可爸爸说,摩城公司并不打算让他们在这本唱片中演奏任何乐器,因为在录音合成时,包容节拍的那道音轨不能出一丝差错,直到我们演唱的声音小下来,节奏才能稍有变动。他还提醒他们,这样一来,他们要坚持那种不拘一格的演唱风格就等于加重了他们的压力,因为我们不仅要同时演唱两个声部,而且还有许多朗诵和尾白什么的需要记住。

在负责演唱的部门,弗雷迪·佩林、鲍比·泰勒和迪克·里查兹负责照看我们。我们录制这第一张单曲时,他们三人,加上哈尔·戴维斯和摩城公司另一个名叫“冷色调”·米泽尔的伙计全部参与了写作和录制工作。这几个伙计合称为“有限公司”。我们到里查兹的公寓去排练,他听到我们准备的如此充分,不由得惊讶万分。他对起初安排好的演唱设计几乎没作什么变动,便建议我们趁热打铁,赶紧去录音室录制一些声部。第二天下午,我们就去了录音室。想到马上就可以让贝里·戈迪听听我们初步练好的合唱,大家都兴奋的不行。我们到他的录音室时,也就是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大家想,等贝里听过演唱之后,我们还来得及赶回家吃完饭。

  

第二章 天道酬勤(2)
  

然而,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一屁股坐在里查兹的轿车后座上。回家的一路上,我的脑袋时而因困倦垂到胸前,时而又抬起来——我坚持着不想睡过去。戈迪并没有对我们的演唱表示赞许。我们把各个部分又练了几遍,戈迪就在一旁把需要修改的地方改了改。他是想在我们身上试验一些新的演唱方法;就像学校合唱队的头儿,他让你专心致志的唱自己的那个声部,就好像你是在独唱一样,不管你是否能清晰的听到他或她的声音。他听过我们的合唱排练,在音乐上作了一些改动后,又把我叫到一边,逐字逐句的给我讲解我的那部分。他明确地告诉我,他想要的是什么以及我应该如何帮助他搞好这张唱片,然后,他又对负责录制合成工作的弗雷迪·佩伦详细交代了每一件事。贝里干起这些事来得心应手。单曲出版发行后,我们马上又录制了一个专辑,这个集子中《我要你回来》这首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和这个集子中其他歌曲相比,它占用的时间(和磁带)更长。这些日子里,摩城唱片公司就是用这种严谨的态度办事的,因为贝里这个人讲求完美,注重细节,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这种不懈的追求精神,这是他的天资所在。后来,我把经过贝里处理的每个音节都仔细的听了几遍,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可谓终生受用无穷。直到今天,我依然遵循这一原则。贝里是我的老师,名副其实的良师;他能悟出最细微之处对歌曲的影响,从而使歌曲产生一种了不起的效果,而不仅仅给人一种不错的感觉。贝里身上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好像他能点石成金一般。

对我和我的哥哥们来说,在摩城公司录制唱片时的经历是激动人心的。我们一遍又一遍的录音时,整个写作班子就陪在我们身边,把一首歌裁裁剪剪,精雕细刻,直到它变得十分完美。有时,为了录制某一道音轨上的一个声部,我们会一遍又一遍的反复唱上几个星期,直到他们觉得我们唱出了他们希望的效果。我也看到,他们这样做的确收效显著,尽管速度有些缓慢。他们修改词句、配器、节奏,一切的一切。贝里出于他自己那种追求至善的天性,允许他们这样无拘无束的工作。我猜想,即使他们不是这样,贝里自己也会这样做,他有这样追求至善的习惯。我们工作时,他会突然走进录音室,告诉我该怎么唱,而每次他都是正确的。这真叫人不可思议。

1969年11月份,《我要你回来》出版发行了。在六周之内,这张单曲就售出二百万张,一跃成为销售量之冠。我们的第二张单曲《ABC》是在一九七零年三月份出来的,三周时间里就卖出二百万张。直到现在我还很喜欢歌中那段独白:“你坐下,小姑娘;我想对你说,你是我的生命、我的爱。哦不,还是站起来吧,别让我再等待。”一九七零年六月。我们的第三张单曲《你保留的爱》(The Love You Save)再次夺得销量第一时,贝里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在那一年的秋季,我们的下一张单曲《我将在那里》(I'll Be There)又一次引起轰动时,我们意识到,这种成功甚至已经超出了贝里的预料,我们可以拿这些成绩来报答他为我们做的一切努力了。

我和我的哥哥们——我们全家——都感到十分自豪。我们未来的十年创造出一种新的歌声;一群毛孩子能发行如此多走红的唱片,这在唱片发展史上还是一个创举。“杰克逊五兄弟”从未碰上过同等年龄的竞争对手。工作之余,我们常能看到一个名叫“五层台阶”的演唱小组的演出。他们也是一群孩子,歌唱的很好,可他们不像我们这样,有一条血缘关系的纽带使大家抱成一团,后来不幸解散了。《ABC》引起如此巨大的轰动,使得一些唱片公司纷纷效仿起我们的做法来,我们也便看到了更多的演唱小组。我喜爱那些小组,像“帕特里奇之家“啦,”“奥斯蒙得之家”啦,还有“德弗兰科之家”。“奥斯蒙得之家”小组当时已小有名气,可他们的歌曲多是低吟轻唱,令人伤感,与我们的演唱方式相去甚远。我们的唱片一打响,他们和其他那些小组的演唱热情也立刻高涨起来。我们没有介意,谁都知道,竞争是一种健康的机制。我们的亲戚都以为《一只坏苹果》(One Bad Apple)这支歌唱的就是我们自己。我记得那会儿我是那么小,因为麦克风降到最低还要比我高一截。他们用一个写着我名字的苹果箱垫在我脚下,我才能够到麦克风。童年的许多时光就是这样过去的,当其他孩子还在外面嬉戏大闹时,我已经在那个苹果箱上,唱着自己的心声了。

前面说起过,在那些日子里,摩城唱片公司的“有限公司”为我们创作、修改所有的歌曲。记得有很多次,我觉得一支歌该这样唱时,他们总觉得该那样唱。很长时间过去了,我一直很顺从,从来也不愿提出不同的见解。终于有一天,我再也无法忍受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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