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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然忠实于自己对自由的热爱。 现在我依然这样想，平等是形而上学的空泛的思想，社会主义应当建立在每一个人的价值的基础上，而不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我素来了解布尔什维克的道德变态，对我来说，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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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世界５４２
方式从美学与伦理学上是不能接受的。 在苏维埃共产主义制度下我生活了５年，在这整整５年之中我了解了道德之不可调和性。 可以说，在过了这困难的５年之后我一直没有改变自己。 我甚至珍惜这些年的生活，承认它在自己生平中具有特殊的价值。我看到周围有很多人都改变了自己，再说一遍，人们的改造——我的生活中最沉重的感受之一。 我在苏维埃政权中占据显要地位的革命者中看到这种形象的更新。 我想起Ｘ。，当他还处于地下状态时我就很了解他。他是很令人喜爱的人，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特别忠于自己的理想，宽容，很令人喜欢，过着清心寡欲形式的生活。 为了逃避追捕而到处藏匿、挨锇。 在他那里出现了令人悲伤的事情。 。与。在Q B过去的年代里很了解这个人，。甚至帮助他从西伯利亚逃出Q来，而在苏维埃时期，他则不能再与他们交往了。 按。看B见他以后的话来说，他完全改变了面孔，他发胖了，表现了残忍性和傲慢态度。他作了苏维埃的官，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人民委员。 这个人的改变是惊人的，这很尖锐地提出了个性问题。 个性是变化中不变的东西，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自发力量中，最使我惊讶的是从人的早先表现到新的面孔出现的现象。 出现了某些过去了解的人的质变，出现了早先在俄罗斯民族中遇不到的全新的人物，出现了新的人类学类型，其中已经没有善良，它是模糊不清的，以往俄罗斯人的概貌成了不确定的。这些人按其表现来说是被剃得光滑的、规整的、进攻的和积极的。 他们和准备革命时的老的俄国知识分子很少相似之处。 新的人类学形式是从战争中产生的，而战争是布尔什维克的干部带来的。 对此我不止一次地写过。 从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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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族中产生了奇怪的质变。 对我来说，这是新的和折磨人的体验。 后来，那样的质变在德国产生了，现在在法国也产生着。 我回忆在苏维埃俄国生活的年代就如同生活在非常紧张的时代。 在共产主义环境中是惊心动魄的，我甚至说，像彼岸世界一样。 俄国革命的灾难被神秘地体验着，这种体验在法国的灾难中是没有的。 从自己的方面来说存在很大的积极性，尽管它没有政治的性质。 在这个非常的时期，在人们中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侨民中是完全没有的。我和俄国或共产主义进行了不是政治的，而是精神的斗争，这是反对它的精神的斗争，反对它对精神的敌视的斗争。我完全不是赞成复辟者，我完全希望旧世界的终结，认为任何复辟都是不可能的和没有成功希望的。 我和侨民及他们的情绪是冲突的。 在俄罗斯命运问题上，我敌视所有的外国干涉者和少数外国人。 我坚信革命灾难所造成的罪过和责任首先由代表旧制度的人们来负，他们决不能成为这种灾难的裁判。 我后来意识到，２０世纪初俄国文化复兴活动要对俄国革命的反东正教仪式派的、敌视精神文化的性质负责。 俄罗斯的文化复兴运动是妨害社会利益的，是过于贵族式封闭式的。可能，最要对此负责的是历史上的基督教，没有尽到自己职责的基督教。 我把共产主义了解为关于难以实现的基督教职责的揭示。 后来这已经成为我在西方的基督教活动的基本动因之一。 对我来说，共产主义不仅是基督教的危机，而且是人道主义的危机，这是我思考的主要题目之一。 我十分集中于历史哲学问题，并且想到：时间很有利于历史诡辩论思想。法西斯主义在西方的发生证实了我的很多思想。 俄国革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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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是俄国知识分子的终结。 革命永远是不知感恩的，俄国革命对俄国知识分子特别不知感恩，知识分子曾为它作了准备，但它却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把他们抛入深渊，它将所有古老的俄国文化（实质上俄国文化一直是反对俄国历史上的政权的）打入深渊。 俄国革命的经验证实了我早先已经提出的思想，自由不是大众化的，而是贵族特权。 起义的群众不关心自由，也不需要自由，他们不能忍受自由的重负。 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地了解这个，西方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证实了这个，他们站在“宗教裁判大法官”的旗帜下为了面包而拒绝精神自由。在俄国革命中，威力意志比自由意志更有力量，在当时欧洲共产主义中，帝国主义的因素比革命——社会的因素更有力量，与我发生的最大的冲突正好是这个帝国主义因素。
G G G在苏维埃俄国度过的那些年，在共产主义革命的自发力量中，给了我生活中最尖锐、最紧张、最大反差的感受。 我完全没有感到沮丧，我不是消极的，好像遭到意外惨祸似的，我在精神上是积极的。甚至当执行必须的劳动义务，去铲雪，到城外进行体力劳动时，我都完全没感到沮丧和不幸，尽管因习惯于脑力劳动而感到身体疲劳。我甚至视此为当然的事，尽管干起来迷迷糊糊。 一个时期里，生活是半饥半饱的，但是所有的食品却比过去丰盛的年头里更加可口。 我仍然住在我原来的住宅里，那里有世代相传的家具，墙上挂着先辈的将军们的肖像，他们还带着绶带、星章、英雄十字勋章。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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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居室和我的图书馆原封未动，这对我有很大的意义。 虽然我对于苏维埃政权是相当不能接受的，并且不想和它有任何的联系，但我有保护的证书，这个证书可以保护我的房屋和我的图书馆。 在各种类型的共产主义国家里，公文都具有神圣的意义。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这是公文官僚制度的王国。 这个时期很多的作家都前往克里木，在那里可以经常遇到艺术的保护者卢那察尔斯基，他参与艺术与戏剧部。 我对此是反感的，我不想遇到我年轻时的同志卢那察尔斯基。 我与老朋友依万诺夫和格尔申宗断绝了来往，因为看到了他们的看风转舵和妥协主义的行为。 现在，我想我是不完全对的，特别是对待格尔申宗。 当时苏维埃制度还没有完全制定好和组织好，还不能称它为极权主义的，在它内部还有很多矛盾。 首先，它规定了科学家的一份配给品，很多的人都得到了。 还给２０名最著名的作家（人们戏称这些作家为不朽的）以配给品。我是这２０名不朽者之一，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成为这２０名当选者（也就是在食物方面享有特权地位者）之一。 在这个时期，也就是给我配给品的时期，我曾被捕并在契卡那里呆过。 当时在克里姆林宫里还有旧俄知识分子的代表：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布哈林、梁赞诺夫。 他们对待知识分子代表、作家、学者的态度与对待共产主义的态度是不相符的，是另一样的。 比起肃反委员会来，他们在排挤俄国知识分子方面显得不好意思和腼腆。在苏维埃——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的５年里我表现了各种形式的积极性。在１９１８年我参加了以大牧首为首的教会游行。这种教会的游行规模很大。人们在行进，不是坚定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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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世界９４２
成了人流，但是没有祭品。 通常，我仍写得很多，虽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出版。 我写完了４本书，顺便地说，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历史的意义》和从哲学上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两本书。 从我的演讲和课堂讨论中产生了这些书。 我很多地思考了历史哲学问题。 历史悲剧和转折对此产生了促进作用。 我写作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主要是在《宗教裁判大法官传奇》的思想影响之下完成的。 我很积极地参加全俄作家联盟的理事会，是联盟主席的副手，并在一年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