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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on）。这位农业经济大师于一九五○年发表的佃农分析，其结论脱不了传统的「无效率」。但庄逊是知道这结论是有问题的，只是方程式来来去去还是那样说。他后来告诉我，当年推不出满意的结论，是因为所有传统之见都说分成率是五十、五十，习惯不变。他读到我论文的附录，一九三二年中国二十二个省份、七个农地级别的佃农合约分成率，地主分成最低是百分之二十九，最高是百分之六十九，不禁叹息那所谓风俗习惯的无稽！
传统的佃农分析，是农户的劳力投入，在均衡点上劳力的工资等于农户分成的边际收益。这是政府抽税的分析了。有两处大错。其一是农户的劳力投入低于固定租金的，所以地主的分成所得远低于固定租金的合约安排。但地主是有权采用后者合约的。可以多收租金的合约安排为什么地主不采用？其二是佃农的劳力投入低于固定租金合约或工资合约，农户的分成所得高于另谋高就可得的工资。这是说，农户有多了出来的租值收入，但却不是地主，而在竞争下无主的收入是不能存在的。
我的佃农理论的基础简单而传统：局限条件是
（一）土地是私产；
（二）农户要竞争，地主也要竞争；
（三）农户的分成所得在竞争下等于另谋高就的工资；地主的分成所得等于另找租客的租值。与传统分离的，是我让分成率由市场的竞争决定（废除风俗习惯之见），而每个农户租用的土地面积也是由市场竞争决定的。
有了明确的局限条件与分析架构，推出理论本应易如反掌。但佃农分析有一个困难，我要苦思两天才得到答案。那是合约分成是一个百分率，不是经济学者惯见之价。这含意佃农合约中必定有其它条款才能成事，而这条款的约订是佃农劳力与土地租用的比率。后来在芝加哥大学找到的十多份中国佃农合约版本皆如是——那是说，土地与非土地的生产要素皆约订。
以劳力（或非土地生产要素）之量使农地的平均租值达最高点，租出给一个农户的土地面积就决定了。地主的分成比率，是最高的土地平均租值除以土地的平均产量。这样，佃农合约的生产效果，与地主自耕、固定租金合约、雇用农工合约等的生产效果相同。在均衡上，劳力的边际产值等于劳力另谋高就的工资，而土地的边际产值等于土地的最高平均租值。逻辑上这些结论不可能错，问题是不同的合约安排有不同的交易费用，而我们也要解释，为什么在产权与竞争局限相同的情况下，会有不同合约安排的并存。
（《经济解释》之八十五）
第四节：交易费用与选择定律
让我们回到本章第二节所说的履行定律，再深入一点地分析交易费用与监管问题。先从书本上所说的工资合约说起吧。工资雇用合约被书本简化为以时间工资购买劳力，不论其它，合约结构是被漠视了的。
以量度时间作价，约订的量与履行的量不会有大差别，因为量度本身就是监管，而劳力的收入以时间算，不现身就没有收入是可靠的约束了。跟的边际相等分析也顺理成章。问题是时间之量不等于生产之量。同样时间，产量的或多或少，质量的或高或低，劳力合作的或顺或逆，都是雇主头痛的问题，要监管，有费用。雇员当然希望有时间薪酬而不用工作。很明显，劳力市场的竞争越烈，其履行合约的意向越强，而监管（交易）费用就越低了。这里指的竞争，主要不是竞争者多，而是竞争者的工作性质类同。
上述的履行定律，是我提出的关于合约与交易费用的第一定律。下面再提出的选择定律（the law of contractual choice），是合约与交易费用的第二定律。后者定律是说，合约的选择越多，监管（交易）费用越低。当然，不同的选择方向（后文解释）会有不同的减低交易费用的效果，但任何一个方向都会协助因为竞争而减低交易费用。合约的选择可能受到政府的管制，或者生产的情况或其它局限不容许交易费用较低的选择。政府管制是倾向于增加交易费用的。
先让我们继续以工资合约为例，来示范合约选择的三个大方向。任何其它合约都有这三方面的选择的。
（一）约期的选择 合约的期限可长可短，而期限长短是合约双方议订的。从每小时算到终生雇用，两者之间到期时可以终止或续约。约期长短的选择，对监管费用的高低有决定性。短期合约有两个用途。其一是「试用」。新聘的员工究竟是否适用，要有一段尝试的日子。其二是较短期的可以较早解约，是约束工作行为的有效办法。有其它竞争工作的人存在，工作散漫的知道可以被解雇而容易地有竞争者代替，散漫的行为就受到约束了。
但好些行业，被雇的需要时日学习或训练，而这训练性质是一家企业所独有的话，训练所得一般的用途不大，短期合约的工资若不高于市，较长期的合约就会被采用了。有训练性的工作，如果训练有一般用途的话，约期一般也不会很短，但工资会较低。训练所得有一般性的用途，受训是被雇者的知识投资。如果没有政府管制，工资不仅低，甚至可能是负值。香港在中、日战争的前前后后，政府不管，学徒的工资要不是近于零，就是要替雇主做家务，或清洁场地等与训练无关的工作。一年可达的训练，因为学徒交不起学费而要作学徒三、五年：洗碗、扫地的时间比学习的时间多。
需要训练的雇用合约比较长期，是节省交易费用的选择。训练是投资，约期太短双方都没有保障。如果训练带来的知识是一家企业专用（specific training），工资一般不会低于市价。但一般性的训练（general training），如上文所说的学徒训练，工资往往低于市，有时甚至是负值。
但约期与工资往往受到政府的干预，减少了节省交易费用的合约选择。今天很多先进之邦，为了避免奴隶性质的意识，较为长期的雇用合约只约束雇主，不约束员工。另一方面，一些国家有最低工资的规限（二○○二年美国最低每小时六点九美元），阻碍了一般训练学徒的合约发展。香港昔日的工业发达，学徒合约的盛行是功不可没的。
短期合约可以减少监管费用，我们说过了，而长期的便于训练，减少另一种交易费用。除训练外，某些重于合作的生产，也是需要较长约期的。合作要协调，而合作惯了生产力增加。成功的研究实验室或有口皆碑的乐队，合作者的约期通常比较长。
（二）量度其它特质的选择 除工资外，工资合约还可附带佣金、奖金、小账等，都牵涉到其它特质的量度而定的。这些量度有费用，但若采用了，监管费用会下降。很明显，所有特质量度，是要衡量量度费用的增加与监管费用的节省，而在竞争市场中，加进佣金、奖金、小账之类的安排，时间工资是会向下调整的。
八十年代之前的美国，餐馆的侍应生收取的小账（gratuity），可以算在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之内。于是，在客似云来的高级酒吧或食肆，时间工资不仅低，而有些地方侍应生是要给雇主钱才能工作的：基本时间工资是负值。但到了八十年代，政府推行新例，法定的最低工资不能算小账，纠纷于是时有所闻。餐馆顾客把小账交到侍应之手，而雇主则认为老板也应该分享，或要与经理、厨房等员工摊分。在竞争市场中，侍应生不能持久地获得高于另谋高就的收入。法定最低工资不算小账，侍应生的收入有「租值」的成分，但其产权不明确，引起租值消散的纠纷。小账滔滔的餐馆的侍应搞工会是不难明白的。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量度费用过高而没有选择量度其它特质作价，监管费用会提升。政府机构一般被认为工作效率较低，中外皆然。以这里的推理作阐释，是政府机构有垄断性，公务员通常只以时间工资算薪酬，而机构非私营，监管的意向是较弱的。这是说，政府机构的交易费用比较高。
（三）不同类别合约的选择 时间工资合约只是几类雇用劳力合约其中之一。有些行业的选择比较多，有些比较少。例如工厂生产，时间工资合约之外还可选的有件工合约、分成合约、劳力租用厂房等安排。但在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工会强力反对之后，件工合约在好些行业是不容许的。另一方面，因为量度件数的困难，好些工作不采用件工合约（见本章第六节）。
较多的合约类别选择，会使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