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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私人使用权
这是指由私人或个人决定使用资源的权利。有权决定怎样使用，但不一定是自己使用。房子是我的，我有权决定将之毁坏，或在不干扰外人的情况下把它烧掉。一块土地是我的，我有权不准外人进入，但我也可以决定作为公用，只要外人不在土地上作非法之事，他们要在地上游玩我不管。重要的是我有权决定怎样使用，事实上怎样使用是另一回事。
汽车是我的，我有权借给你用，或租给你用。你借用或租用我有权约束你的用法，你不守信在原则上我可以诉之于法。这是我的私有（决定）使用权与转让权合并的行为了。
私人的使用权是指有权私人使用，但可以不私用。重点是有权决定由谁使用和怎样使用。另外一个重点，是这使用权的范围一定是有约束、有限制的。这就是高斯所说的权利界定（delimitation of rights）了。
私人使用权的界定有用途（权项）的约束，而每种用途也有上限（权限）。没有用途的约束或上限，他人的权利就不能受到保障，私有产权就不能在社会中成立了。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看，这些约束往往有疑问。例如一块土地可以作住宅、农业、工业或商业用途，而在这每项中又可以再分类。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看，一块土地应不应该有用途项目（权项）的约束呢？而若要有这约束的话，选择从何而定？政府或议员的选择是否以社会的利益为依归？指定了用途的约束，其用途的上限（权限）为何又是问题。一幢楼宇可建多高，可占私产土地的面积多少？这些又怎样选择了？
使用权利的界定不可以没有约束或规限，但怎样约束或界定是大问题。议员或执政者以自己的利益作决策，当无疑问，但这决策与社会整体的利益有没有冲突呢？我们有理由相信，长线而言，资源使用的权项与权限的界定，会以社会利益为依归。然而，正如凯恩斯所说，长线而言，我们不免一死。柏拉图情况必然可达与人类灭绝是没有冲突的。这点我在卷二说过了。这里要指出的，是好些我们认为怎样也说不通的用途权项与权限的约束，一般是交易费用存在的结果。
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资源使用最高的利益，是使用的权项与权限能使社会得到最高的租值与消费者盈余的总和。这也是说，资源的使用给社会带来最高的总用值。有交易费用的存在，这情况的阐释就变得复杂了。
且让我从一个简单的例子说起吧。你拥有一间二千平方米的房子，住的只有你一个人。这是你的鲁宾逊世界了。在这房子内，使用全由你一人决定。睡房要多大，床放在哪里，书房与桌子怎样安排，工作室又要怎样，等等。用途项目的增加，或一项用途增加上限，其它用途会受损。房子的最高用值，是每项用途的边际用值相等。这里房子只有你一个人使用，你要怎样安排使用就怎样；不用市场，也不需要政府策划，达到最高用值是显而易见的。
现在假设你成家立室，一家四口使用这房子。没有市场，但作为一家之主你可能是「政府」。房子使用的项目与每项的权限如果由你作主，血浓于水，你的安排可能出自你的关心和爱。没有市场，一家之内以爱安排使用，又或者是礼尚往来，而有时施行民主制，以投票的方式来决定使用的安排。在这些处理下，每项用途的边际用值不一定相等。这是因为虽然没有市场，但有竞争，也有交易（制度）费用。然而，在这些费用的约束下，房子的总用值还是最高的。这后者是定义性（definitional）的结论了。
现在再假设这房子住的不是一家四口，而是几个陌生人。内里不一定有政府，但给我一个业主吧。这样，最可能的情况是各人租用房子的一部分，市场出现了。一个租客增加用地需求，可以向业主或其它租客洽商多租用。房子使用的项目与权限就由市场安排了。有竞争，也有交易费用，但考虑到所有局限，其总用值也是最高的。这结论也是定义性的柏拉图情况。
在私有产权的结构内，政府的出现通常是为了处理共享的地方或事项。以陌生人分租房子为例，厕所、厨房、信道等的使用与清洁等问题，可能由委员与投票的方式处理。一个委员会是一个政府。今天在香港及中国大陆的高楼大厦，每厦业主数以十计，像好些外地的处理方法一样，每座大厦有委员会，委员会有主席，其责任是处理公共事项，例如保安措施、大厦外貌的维修保养等。这些公共事项的决策通常是以民主投票作取舍：大厦外墙翻新要用什么颜色，不能各自为战，同一颜色的选择是不容易以市价成交的。
可以这样说吧，在私有产权的结构下，政府的形成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而民主投票也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问题是在多人的组合中，自私的行为对整体有利也有害。自私的行为是可以增加交易费用的，这点我们在卷二第八章分析过了。关于政府与民主投票的问题，本卷第六章会有较为详尽的分析。
让我们从房子与大厦的例子转到一个社会的整体来看使用权吧。据我所知，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所有的资源都是私产。混合的产权制度自古皆然，虽然不同社会的私产比重差距往往很大。当然，不管产权的制度怎样，只要我们能考虑到所有的局限约束，尤其是交易或政治费用的约束，在定义上（by definition）柏拉图情况必然可达。然而，一般观察所得，同样资源在不同用途上的边际用值，往往有很大的差距。这含意交易费用（包括政治费用）高得惊人。
以今天发展得令人欣赏的中国为例，去年我作过大略的估计，工业用地的回报率比农业用地的回报率高出近十倍。以保护农业为理由不容易解释，因为北京当局也高举工业发展。以控制地价来增加政府收入作解释比较可取，但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政府不采用其它增加收入的办法，尽可能使土地的使用回报率较为相近。
以经济自由而知名于世的香港，是一个示范上述困难的好例子！香港所有土地是官（政府）有的，私用地是由政府以卖地的方式租出去。租期够长，可以延期，其使用权与私产无异。虽说香港地少人多，实际上香港历来是空置的官地多于卖了（租了）出去的土地。空置官地的用值近于零。这反映土地的用值在边际上有很大的差距。为什么香港政府不把所有的土地都卖出去？这样做会大幅度地增加土地的总用值，而类同土地的边际用值会变为大致相等。说政府要先发展土地才能出售，或要先移山填海，皆不成理由。土地的发展成本通常远低于地价，而在美国，土地的发展一般是由私人从事的。香港不仅有很多用值近于零的空置土地，而在工业已北移的今天，一些地区的工业大厦，市值低于建筑成本——这些地区的工业用地的市值是零。为什么香港政府不把这些工业用地改为住宅用地呢？
答案似乎是，香港政府历来以卖地的收入作为一项比较重要的经费来源。若土地一下子大量供应，地价暴跌，价格弹性系数低于一，政府的卖地总收入会下降，而若把所有土地一起卖出去，将来就再没有土地可卖了。这解释似是而非。土地若一下子卖清光，地价大跌是对的，但总用值会大升，若政府增加地税率，到某一地税率，从土地所得的按期税收会高于按期卖地所得。
另一个比较可信的解释，是政府先把一部分的土地以高价卖给了地产商，若再大量出售，地产商会血本无归，后者于是大搞政治活动，促使政府知所适从，保障地产商应得的利益——从历史经验看，在香港这保障使好些地产商大发其达。这解释是可信的，但不可尽信。为什么当初香港政府决定以小量逐步增加土地的供应呢？难道是个多世纪之前，香港的行政局与立法局的议员，是为地产商工作的？又或者当年议员们大都是可观的大地主？
政治的问题，我一想就头痛。希望上述的例子能使读者明白，我常说以经济理论解释世事最困难的地方，是考查局限条件——有关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局限约束。
最后一点要说的，是使用权的界定不是法律写成怎样就怎样。没有明文的不成文法、风俗、伦理等，在不同的社会中有不同的约束权项与权限的效果。奇怪的是在以先进知名的美国，土地的使用权往往与明文土地法律界定的大为不同。土地法律指明某地可以怎样使用，说得一清二楚，但业主决定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