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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的，用来议论的。而张居正必将是个政治家，政治家可以没话说，但一定要有事做，或者说政治家宁肯多做事，而不愿多说话。要是你的说话，妨碍了他的做事，那么他就一定会做一件事——那就是让你闭嘴！
所以，作为动嘴的何心隐早晚要死在动手的张居正的手里，这也就是一条可以说得通的逻辑了。
连何心隐在几十年前就料到张居正掌权后会对天下动嘴的人下手，那么现在张居正诏毁天下书院、进行文化专制也就不是什么极为出人意料的事儿了。也就是说，他这时候的“操切”表现，看来也并不完全是突发的。
能证明这一点的更有力的证据是，张居正的操切，并不只是针对下级与改革的反对力量，他甚至对他的主人、和他情同一家人的小万历和李太后也是操切的。
对小万历就不用说了，我们上一讲已经详细分析过，小万历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逆反心理来，可以说就是张居正和李太后的所谓“家长式”教育造成的。
张居正对小万历有些操切那还好说，因为小万历毕竟是他的学生，也是他心目中要着力培养的改革接班人。但李太后绝对要算是他的主人，虽然这个女人也依赖张居正，而且还跟张居正在情感上有着一些“说不清、理还乱”的关系，但不管怎么说，张居正总是他儿子手下的一个大臣，他怎么敢对向来强势的李太后也“操切”呢？
您还别说，张居正就是有这个胆儿。
有一次，张居正最为亲信的边关大将戚继光飞马奔回北京城，深夜直冲到张府，拿一件棉衣给张居正看。原来，戚继光拿来的是边关将士过冬穿的棉衣。戚继光撕开棉衣给张居正看，里头根本没有棉花，全是一些败絮和草絮，比那黑心棉的质量还差。张居正知道戚继光为啥为棉衣激动成这样，戚继光是个爱兵如子的人，他打仗从来都是跟士兵共进退，连平常吃住都和士兵在一起。他这么这一个疼爱士兵的人，看到士兵过冬的棉衣居然是这种次品，他能不生气、他能不激动吗？
所以张居正当时也很生气，也很激动。但换了别人，生气归生气，激动归激动，这事还不好明目张胆地查，因为负责军需后勤物资这个肥差的是李太后的亲爹武清伯李伟。那可是太后的爹，皇帝的姥爷，不看僧面看佛面，你张居正、戚继光再有本事，那也是给人家打工的啊！你总不能去查皇帝的姥爷、太后的爹吧！所以我说换了别人，这事没辙儿。
可张居正不一样，他不仅查清了李伟贪污的事实，还把难题直接交给李太后，让李太后自己看着办。
李太后当时也羞愧难当，又不能真的把自己的爹绳之以法，在封建社会那是大不孝，最后只好把李伟叫到宫里来，当面狠骂了一顿，然后让他爹在外面大雪天里罚站，罚站完剥夺公职，在家好好呆着，别管什么后勤了。
我们说李太后还是不简单的，她并没有护着她爹，对张居正的苦心也很理解。可我们说李太后这样做是为了他儿子的江山考虑啊，她不是迫于张居正的压力，而是迫于稳固皇权、稳固江山的考虑，再加上她不是一个糊涂的女人，所以他在“操切”的张居正面前屈服了。
可后来，张居正死后，小万历对张居正反攻清算，当时有人请李太后出面为张居正说情，李太后最终没有出面为张居正说半句话，只说“当初我爹站在大雪里，谁又为他说情来着？”
所以，李太后对张居正不是完全没有怨气，也就是说她也感受到了张居正的“操切”。
那么，从李太后和万历皇帝开始，到张居正的亲信、手下，到万历新政的反对派，都感受到了张居正的“操切”风格，难道张居正自己就没感受到吗？他要是自己也感受到了，那为什么还要这么“操切”，这么极端呢？
我们说，造成张居正工作风格越来越“操切”，当然首先有两个客观的原因。
一是夺情事件确实激怒了张居正，尤其是在士大夫阶层反夺情的过程中，大家对他的指责以及张居正自己所受的屈辱都使得张居正在性情上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这是毋庸置疑的。这种变化是越来越偏激的，所导致的工作风格也就是越来越“操切”的。
二是随着年龄与权势的增长，张居正的心态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恶性膨胀，我想这也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也是人之常情，你看曹操，我们说他杀杨修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其实我看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老了，随着他称魏王、加九锡、生前的权势达到极致之后，他再也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可以唯才是举、礼贤下士了，他变得越来越不能容人，连荀彧这样他曾经最为倚重的大谋士，不过因为他晚年的时候劝他几句，他就把人家杀了。更不用说杨修这种好议论是非、嘴巴上没有把门儿的人了。
所以但凡权势显赫的，到了晚年没有几个不操切的，这也是种规律。
但我们说张居正晚年的“操切”还有几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地方。
一是张居正不是不知道自己变得越来越操切了。二是张居正变得越来越操切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张居正在夺情事件后曾经在给好朋友的信里坦露心声说：“浮言私议，人情必不能免……不谷弃家忘躯，以徇国家之事，而议者犹或非之，然不谷持之愈力，略不少回，故得少有建立。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书牍十二《答南学院李公言得失毁誉》）
这段话主要说了三点。
一是我为国家利益，不顾个人声誉，受到很多人的议论和批评，但批评我的人越多，我就越严格，越认真，丝毫不做退步，这就叫“持之愈力，略不少回”。
二是正是出于我这种认真和严格，我自认为才取得了一些建树，这叫“故得少有建立”。
第三，我这种操切、严厉，对个人声誉虽有伤害，但对国家却是有利的，这叫“弃家忘躯，以徇国家之事”，要想真的做出番事业，要想真的让万历新政得出巨大的成绩来，恐怕在个人声誉与国家利益的取舍之间要做一个明确地选择，这个选择做不好，那就意味着一事无成，意味着万历新政半途而废，所以说“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也就是说只要能对万历新政有利，只要能对改革有利，只要能对国家有利，哪怕全天下的人都骂我夺情、怨我操切，我也在所不惜！
所以我常说，张居正不仅是个有理想的人，而且是个能够实现理想的人。他在夺情伦理风暴之后已经意识到舆论对他的不利，也意识到整个社会氛围有可能对万历新政造成的不利，而万历新政在这个时期又刚好到了转折还是继续、生存还是毁灭的关口，所以他选择“操切”，是要以一人之力把他的理想——万历新政的改革完成下去。因为古代的中国社会，毕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靠“人治”而不是靠“法制”的社会！
坚决求退
可我们说政治家也是人，虽然张居正为了他的万历新政不惜“弃家忘躯”，甚至“破家沉族”（遗憾的是，他这句话后来真的应验了！），但当万历新政在万历八年之后开始全方位地表现出巨大的成果之后，张居正开始犹豫了。
他开始想为自己留条后路了。他觉得这九年来外除边患、内平叛乱，考成法肃清了官僚队伍，清丈田亩基本完成，国家赋税大幅增加，黄河水患也得到彻底治理，大明王朝正是一派国富民强的中兴姿态，这就是他万历新政的梦想。如今梦想实现，只需维持下去就行了。而他，这时也就可以选择全身而退了。
况且，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政治风雨之后，张居正殚精竭虑，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所以，他开始着手让已经十七、八岁的小万历来亲自处理大量关键性政务，并提出自己要退休养病。
不料这个名叫朱翊钧的万历皇帝，不仅有着强烈的逆反心理，而且还有着不为人知的约拿情结。
那么，什么叫约拿情结呢？
约拿是圣经里面的一个人，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并且一直渴望能得到上帝的差遣。可等到上帝终于给了他一个光荣的任务，让他去宣布赦免一座本来要被毁灭的城市的时候，约拿却出人意料地抗拒了这个任务。不仅抗拒，他还逃跑了，来躲着他所信仰的上帝。上帝要约拿做这事儿，本来是一种很崇高、很荣耀的使命，也是约拿一直向往的，可一旦理想要成为现实，约拿反而感到一种畏惧，进而觉得自己不行，完成不了这个使命。这种面对成功、面对理想反而产生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