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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结束以后，会议参加者也就各奔东西了。
众所周知，社会民主主义作为政治组织和一种世界意识形态已经生存并发展了130多年，20世纪初的列宁主义仅是其最为激进的派别之一。共产国际成立之后，新的政治力量核心在政党建设中遵循的激进意识形态排挤掉了较为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形式。50年代初，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主宰了地球上将近三分之一人口的智慧，然而在80年代，这一意识形态初现颓势，随之开始了毁灭的进程；而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西方国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目前在大部分西欧国家领导政府的不是自由党、保守党或基督教民主党，更不是民族主义党派，而是温和的社会民主党，它们之间通过“社会主义国际”的民主机构保持联系。
欧洲的社会民主人士很想支持俄罗斯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但是充斥俄罗斯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混乱和争权夺利令他们非常失望。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在工业发达国家早已发展得非常具体，它在俄罗斯的变体也不止一次地出现在俄罗斯的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党派的纲领性文件中。社会研究表明，联合起来的社会民主党可以在当代俄罗斯获得15％～25％的选票，从而构成左翼中派的牢固基础，这对于在年轻而不成熟的俄罗斯公民社会建立稳固的整体政治结构十分必要。所有著名政治学家均对此深信不疑。
苏联共产党的衰落和苏联的解体意味着极权制度的垮台，而不代表社会公正、平等、人道主义、社会保障、社会利益优先等思想的破产。这些思想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鼓舞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并至少在西欧国家获得了部分实现。作家兼政治家维亚切斯拉夫·科斯季科夫不无根据地指出：“西欧政党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社会民主主义是最为灵活、适应性最强的意识形态。现代社会民主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无产阶级磐石’碾成了极细的粉末，使英国的‘狄更斯式的资本主义’变软，使法国无产阶级的社会激进主义与资产阶级的温和作风发生和解，囊括了基督教的传统和道德，在自身找到了进行合作运动的空间，并在最近十年基本吞并了欧洲的共产主义。基督教社会民主主义在德国成功治疗了纳粹遗留的创伤，在法国扑灭了权威的诱惑。几十年来，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支持了‘北方民主’中最为文明的民主形式。现代社会民主主义得以在全球所有政治空间成功地适应生存，证明它具有包容一切的特征。最后，社会民主主义与基督教运动的相互协作可以保证顽强的道德免疫性，防止宗教至上主义和宗教狂热。对西欧青年运动的分析结果表明，在民众普遍不关心政治的情况下，青年社会民主主义的分支运动依然是最具生命力的。实事求是地讲，俄罗斯的社会民主主义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一部分。如果普京真想让俄罗斯回归欧洲，那么没有比社会民主主义更好的政治通行证了。”
意识形态的抉择（9）
我从总体上同意这一分析。不知道在西欧的情况如何，但是在俄罗斯，对某个政党来说属于决定性因素的不仅是意识形态或社会成分，还有人格类型。从这个角度看，鲍里斯·费多罗夫和丘拜斯是最典型的极左派布尔什维克政委，而叶戈尔·斯特罗耶夫和阿曼·图列耶夫是典型而理智的社会民主派。在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对共产主义及其他激进意识形态的胜利，首先与工人阶级和小职员生活水平的提高、各层次小生产的保留以及激进派的政治失势联系在一起。在俄罗斯，广大群众的生活福利还无从谈起，但是，俄罗斯社会诸多阶层的极端贫困并没有使激进的意识形态取得成功，因为人民已经疲于战争和革命，不愿开始新的阶级斗争。这种社会整体的疲惫为温和意识形态在俄罗斯的胜利准备了土壤，其中最受青睐的正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
因此，我想强调，温和并且擅长寻求社会和政治妥协绝不是软弱的代名词，而是人道主义和力量的表现。
政治派别中心的政党建设
在俄罗斯的政治派别中心建立强大的政党是鲍里斯·叶利钦及其班子的夙愿。早在1995年，叶利钦就提出必须在俄罗斯成立两个中派政党：其中一个偏左，另一个偏右。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学家兼意识形态工作者认为，这两个政党可以轮流坐庄，从而构成政权的牢固基础。
鲍里斯·叶利钦委托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和伊万·雷布金开始这项工作。雷布金没能胜任这项工作，他在1995年建立的“左翼中派”或称“伊万·雷布金联盟”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只获得了1。1％的选民投票。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组建的政党“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在1995年12月获得了10％左右的选票，而事先期望的是30％。这个党在后来三到四年时间内的表现也并不成功。在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从总理职位上卸任后，“我们的家园—俄罗斯”根本找不到一位受欢迎的领袖接替他，这个党实际上已经告别历史舞台。
与此同时，对一个能够得到不少于30％、甚至40％支持率的，强大而有影响力的中派政党的需求依然存在。1998年秋，在当时的新俄罗斯最受欢迎、最有号召力的政治家尤里·卢日科夫接受了这项任务。在1997年，尤里·卢日科夫曾试图支持组建有影响的大规模“新社会主义运动”，并打算将当时的大部分左翼中派政党都汇入这一运动，然而这个尝试并没有成功，因为“新社会主义者”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受爱戴的领袖。1998年秋，几个规模不大的政治中派党的联合计划进行得较为成功，尤里·卢日科夫不仅支持而且领导了这项计划，先后组建了“祖国”运动和社会政治组织。“祖国”运动于1998年12月召开了成立大会，引起俄罗斯境内外的广泛关注。新组织的起步势头非常强劲，为其提供行政、政治、信息和财政资源支持的不仅是莫斯科市政府，还有俄罗斯的几个实力派州长。按照尤里·卢日科夫的设想，这是一个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纲领和口号的组织，它既不“左”，也不 “右”，而是处于温和的中心。在“祖国”运动的成立大会上，尤里·卢日科夫作了一个内容充实的长篇报告。他讲道：“经过20世纪所有革命、战争和试验的波折，俄罗斯用痛苦换来了社会民主主义类型的和谐社会的思想，伴之以有效的市场经济和有力的社会政治，并结合了世界文明的成就和俄罗斯的传统。在这个社会中，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得到负责的国家的保障和保护。”
到1999年年初，尤里·卢日科夫领到的政党已经是俄罗斯最有影响的社会政治组织了。它连同其他一系列运动和集团组成了强大的竞选联盟。这个竞选联盟包括“全俄罗斯”运动，其领导人是俄罗斯几个共和国的总统（沙伊米耶夫、拉希莫夫·阿乌舍夫）和圣彼得堡市长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夫以及其他一些知名的政治活动家。“祖国—全俄罗斯”竞选联盟是作为反对派出现的，在许多观察家看来，这个竞选联盟在1999年12月的杜马选举取得胜利是大势所趋。为了防止议会选举失败，鲍里斯·叶利钦总统及其支持者紧急组建新的“政权党”。然而在当时的俄罗斯已经无法为该党找到政治资源，因此许多专家认为克里姆林宫的新的政治计划是毫无希望的。
与人们的预料正相反，建立新的中派党的计划成功了。这个胜利不是因为克林姆林宫的政治家们专业水平高，不是因为大众熟悉的谢尔盖·绍伊古和亚历山大·卡列林等人被推上政治舞台（公众没有看出他们具有巨大的政治才能和潜力），更不是因为以前根本不为人知、如今领导庞大议会党团的鲍里斯·格雷兹洛夫和柳博芙·斯利斯卡。这个中派党的官方名称叫“统一党”，非官方名称是“熊党”。“统一党”在1999年杜马选举中的胜利与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理的政治成功有关。普京支持“统一党”，所有政治学家和对政治感兴趣的公众一向认为他就是“统一党”的非正式领袖。
在1999年12月举行的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统一党”获得了24％的选票，大大超过了“祖国—全俄罗斯”联盟。然而，在既没有知名度很高的领袖，又没有意识形态纲领的情况下，要想巩固这个政治胜利成果是非常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