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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他给永历朝送去启本说：“我先于某月某日接收秦王封号，后又于某月某日接收平辽王封号，其真假难辩，不知所从？”，并把前后接到的敕书抄送附上！
但在启本的后面，孙可望又留出了回旋的余地，表示因秦王敕印接受在前，且已举行过隆重的受封典礼，云南军民是路人皆知，已成既定现实，请朝廷能顺应民意，妥善处理。
面对孙可望踢来的“皮球”，永历朝臣们却“集体失语”，其表现犹如一群沉默的“老羊”。
沉默了一个月后，永历朝堂的“精英”们，采取了一个更不明智的做法：把贵州两个臭名昭著的军阀头子皮熊和王祥，一个封为匡国公，一个封为忠国公，请他们守住贵州，以防孙可望“狗急跳墙”。
闻此消息，怒火中烧的孙可望，立刻以“出滇抗清”的名义，发兵贵州。休养生息了三年的大西军，一出手，果然是气势如虹，锐不可挡！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这支军队，就活捉皮熊，击败王祥，占领贵阳、遵义。
接着，刘文秀、王自奇率领一支偏师，分两路入川，打败袁韬、武大定、李占春、于大海等南明大小军阀，收编其残余武装，占领川南川东地区。
占领这些地区后，孙可望一面整顿地方、发展生产，复制云南的成功模式；一面派御史翟鸣丰拜见永历帝，请求实封秦王。
具体操作程序上，孙可望也“非常周到”地替永历帝想好了。
那就是在他实封秦王时，仍可使用原来陈邦傅送来的那块“金印”，只是要求皇帝专门送来敕书一道，以便使“伪秦王印”，变为“真秦王印”。
最终，也能让他这位名符其实的“秦王”，更好地领导滇川黔军民，为国效力。
如果按这种程序操作，对永历帝而言，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因为这样做，原来敕书中“监国”“总理朝钢”“节制天下文武兵马”“加赐九锡”“父师事王”这些过火的字眼，皆可全部去掉，而换之以比较温和的词汇。
况且此时，永历帝的日子，已是越来越不好过了！
两广土崩瓦解，官员如鸟兽散，清兵南进的脚步，越来越近。
但即便如此，主持永历朝政的严起恒，却仍对孙可望“殷勤的建议”，置之不理！
1649年12月3日，逃到南宁的永历帝，已“寒酸”到了无兵无将无地盘的地步，万般无奈之下，向孙可望发出了“封王”诏书。
不过，死到临头、穷到裤头的永历帝，嘴巴还挺硬，坚持封孙可望为“冀王”，而非“秦王”。
他这样做，明面上的理由，是秦王为朱元璋次子朱樉的封号，居诸王之首，传世二百年，应予避讳。
实际上，他还在抠气地坚持着“恩自上出”的底牌。
对永历帝这个“冀王”方案，孙可望嗤之以鼻，马上回奏。
在回奏中，他以自已用“秦王”的名义，发号施令，已经多时，如断然更改，必然在民众中引发“信任危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为由，予以驳回。
1651年2月，清军由柳州南下，永历帝的“行在”南宁，已危在旦夕。
眼见永历帝眨眼就有可能成为清军的“高级俘虏”，不敢再继续玩酷的孙可望，连忙派出贺九仪、张明法，率领一支五千人的快速反应部队，跨过千山万水，跑到南宁护驾。
在南宁，贺张两人在完成“护驾”工作的同时，还超额完成了另一项工作，把阻挠封秦王的大学士严起恒，逼进了阎王殿去做客。
至此，己真正成为“孤家寡人”的永历帝，在封秦王的问题上，手中已无任何资本，与孙可望叫板。
1651年3月，他被迫追认了孙可望的秦王封号。
至此，经过两年多的沟沟坎坎、曲曲折折，孙可望实封秦王的问题，最终在强敌迫进之际，尘埃落定！
第二十九章 中兴有望
杨畏知之死
实封秦王，对于孙可望而言，实在是一桩“名利双收”的好买卖。
一是他正式自称为秦国“国主”，对内，在贵阳建立行营六部，自行任命吏、户、礼、兵部尚书，实际上接管了永历朝廷的权力；对外，名正言顺地收编了原川、黔境内的各种“拥明”武装，使自已的军事实力，再次急剧“膨胀”。
二是当他以南明政府军的面貌，出兵川湘桂时，发现这里的老百姓，对其敌视、猜凝的目光不见了，而代之以友好、信任的态度，他进军的阻力，大为减轻。
但与之相反的是，封王，对于永历帝而言，仅仅换来了一个“继续生存下去”的机会。
在1651年十二月南宁失陷后，“已无立锥之地”的永历帝，只好很不情愿地跑到孙可望的辖区，寻求避护。
在云南最东边的一叫皈朝的村子里，渡过一个“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春节后，在孙可望的特别关照下，永历帝率着他仅存的文武官员五十余人，兵丁、随从、家属，二千九百多人，“移幸”贵州安隆千户所。
千户所，如果望文生义的话，应该是一个拥有一千户的卫所。但实际上，这里的人口户数，连一百户都不到。
把永历帝，既不安排到大后方的昆明，也不安排到行政中心的贵阳，而放在一个地狭人稀的小村庄里，孙可望“敬而远之”的想法，不言自明！
已没有任何话语权的永历帝，对这种安排，除一声叹息外，别无它法。
他现在唯一可做的，就是将“安隆”改为“安龙”，并把“所”的行政级别，上升为“府”。
也许在他内心深处，皇室血脉，天生龙种，是他最后一点骄傲和秉持。
在对永历帝的物资供应上，孙可望也极为“小气”。
他每年拔银八千两，米六百石，供应永历君臣及随从。
入不敷出的永历帝，曾以“不足用”，要求孙可望增加经费。
孙可望对此置之不理！
不但如此，孙可望还任命亲信范应旭为安龙府知府，张应科为总理提塘官，对永历朝堂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全程监控。如有风吹草动，立刻飞报。
这下，苦命的永历帝，只得在安龙这小村庄里，安安静静地做一条“卧龙”了！
孙可望这种不断升级的“虐帝”行为，惹得一名重臣奋起抗争。
这名重臣，就是曾为孙可望请封秦王的杨畏知。
作为一个大明故臣，他先对孙可望部将贺九仪，逼死首席大学士严起恒的“违法”行为，相当不满，上疏劾奏。
尔后，他又不经孙可望批准，就“擅自”接受了永历帝礼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的官衔，并从此站在永历帝的一边，处处为皇帝陛下“打抱不平”。
杨畏知这种“吃里扒外”的越轨行为，在一次次地触动着孙可望狭隘而脆弱的神经。
直到有一天，这根神经已接近断裂的孙可望，终于命贺九仪把杨畏知“武装”押回贵阳“讯问”。
在讯问中，言语不合的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争吵中，愤怒的杨畏知，取下头上的帻巾，扔向孙可望。
此时大权独揽的孙可望，早已不是“旧时的脾气和模样”。
对杨畏知的“大不敬”行为，暴怒不止的他，马上采取极其武断的处理办法——令军士将其推出斩首。
这位曾为孙可望平定云南，建设云南，做出巨大贡献的杨畏知，转眼间身首异处，魂归天国。
杨畏知的忽然被杀，不仅让不少原来的南明官员为之心寒，也让与杨畏知关系一直不错的李定国、刘文秀，对孙可望“威福自操，擅杀重臣”的行为，大为不满。
三位异姓兄弟的矛盾，又进一步加深！
一蹶名王
在1651年4月，伴随着恩怨纠缠封王问题的解决，孙可望派出冯双礼率马兵一万余名，步兵数万，战象十余只，大举由黔入湘，分三路展开进攻。在攻克沅州后，又大举向辰州进攻。
在这里，冯双礼受到辰常总兵徐勇和剿抚湖南将军沈永忠，联合组织的拼死抵抗，战争进入胶着状态。
而此时，大清的定南王孔有德，却“胜似闲庭信步”地把广西的青山秀水收入囊中。
是先“复湘”还是“收桂”，这对孙可望来说，这是一个问题！
经过与李定国等人慎重研究后，他们决定：先“复湘”，后“收桂”。
这样做的好处是：
一、孔有德这个“老兵油子”，现在风头正盛，且兵力集中，与其交锋，未必能到什么便宜。但随着其日后因攻城掠地，兵力必将分散，那时，与之作战的难度系数，将会大大降低。
二、现在湖南的统兵大员，就是那个“软柿子”沈永忠，这家伙手中的那点兵，大部分是湖南的地方武装及从山东带来的杂牌部队，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