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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怕拥有私人武装而遭到朝廷猜忌的史大人对此一口回绝了，此时的他，仿佛大病一场，变得失魂落魂、患得患失，只求回到扬州，退保江南。
南明的北伐就这样在一片喧嚣中落下了帷幕，南明的国防前沿非但没有北进至黄河一线，反而退回了淮河流域；军队非但没在战斗中得到团结一体的效果，反而变得更加四分五裂；史可法大人的威望非但没有提高，反而是一降再降！
表面看来，高杰司令官的忽然遇害，是这次北伐夭折的主要原因。但是，如果我们跳出这个小圈圈，站在一个大框框的范围来进行理智的分析，就会发现，即使高司令不遇害，南明的北伐也断难成功，原因如下：
首先，高部是一支没有理想、没有纪律的军队，正因为这两点，他们并不懂得为何而战，每一次作战的背后，都离不开杀害平民和掠夺财富的恶劣纪录。
有崇高的理想信念，有严明的军纪，是一支军队有持久战斗力的保证，无论是国家军队的汉军、唐军，还是私人武装的岳家军、戚家军、湘军，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而在“高家军”身上，我们，却根本看不到这两点的一点痕迹。他们，更象一支“穿着军装的强盗”。
用这样一支军队去完成北伐中原、复兴民族的神圣大业，无疑是缘木而求鱼、抱薪而救火。
其次，单靠高部一支部队的北伐从开始就潜伏着失败的因子，因为这支部队即使能在黄河南岸暂时站住了脚，但在当清军打败李自成倾全力而南下之时。孤军深入、处于前线突出部位、没有友邻部队配合的他们，恐怕最终也难逃失败的命运。
最后，“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史可法安排高司令的北伐战争，因为其阶级的立场和恶劣的军纪，必然是一场单纯依靠军队进行的“片面战争”，既没有发动民众的意愿，也没有发动民众的能力，自然也就无法获得民众广泛的支持。就算其“北伐中原、光复大明”的政治理想再崇高、再伟大，脱离了民众的爱戴和配合，这支军队，最终也会一股没有“源泉”补充的溪水，在流淌中慢慢变得干涸。
南明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就这样无可奈何、虎头蛇尾的结束了。接下来，等待这个政府的，将会是这样一个明天呢？
第十一章 弘光三大案
就在史可法在前线为北伐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在朝堂上，以阮大铖同志为首的“阉党”和群龙无首的东林复社两党“残余势力”也正斗得“不可开交”。
话说阮大铖自从利用“顺案”作武器，把东林复社两党整得“雄风不再”后，颇是自鸣得意了一番。然而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阮大铖同志一想起自己仍背着“逆案”的黑包袱，就如芒刺在背。
要想在政治上彻底翻身，就得让把“逆案”由黑洗白。经过再三思考，阮大铖同志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被崇祯帝下诏毁版的《三朝要典》重新上市公开发行。
《三朝要典》是当年由魏忠贤公公任总设计师，阉党头目顾秉谦任总编，冯铨等任编辑，集数年心血而成的反东林党白皮书。该书虽然是用官方语言编写，但文中却大量采用了白描、虚构等小说手法，对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进行了生动形象的艺术加工，使故事情节更加扑朔迷离、颠荡起伏。该书经天启帝批准后公开发行，成为阉党打击东林党的重要文化武器。它能让阅读此书的读者从中领悟到东林党所作所为是多么的“肮脏而黑暗”，而阉党所作所为是多么的“公平与正义”。
阮大钺同志就是想搬出这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证明阉党的清白，当然也就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想要实现他这个“小小的心愿”，并不是太难，只要弘光帝审批通过即可。而要让弘光帝审批同意，似乎也不是太难，只要激起这个“呆人”心中的怒火即可。
因为在《三朝要典》的主要创作素材——三大案中，大量涉及到了弘光帝亲奶奶——郑贵妃的政治名誉，阮大铖同志直白地告诉弘光帝，只要批准该要典重新上市，就可证明“陛下的奶奶”是当年那些斗争中无辜的受害者，她老人家不但政治上是清白的，而且思想上是纯洁的。
他还继续发挥演戏的天赋，对这个“呆人”进行诲人不倦地启发引导：“国家大仇固然要报，祖父母的恨也应当昭雪呀！”
但可惜在“头脑反应严重迟钝”的弘光帝面前，他的努力只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弘光帝只同意礼部访求散落在民间的《三朝要典》，作为历史资料放入国家档案馆——史馆进行保存，对再版发行只字不提。不过，为了告慰阮大铖同志的努力，弘光帝下诏，对因参与此书编纂而受到“政治迫害”的霍维华等人给予平反，死去的给开个追悼会纪念纪念，活着的可以出来“免费做官”，就此打住。
从这件事上，阮大铖同志看到了东林党在朝政上还是有生命力的，在弘光帝的眼中还是有迷惑力的。这让他的危机感进一步加强。
不过没关系，承秉“做事做绝、除善务尽”的阮大铖同志马上就又发现了一个“借力打力”的新机会。
这个机会就是弘光朝三大案中的第一大案——妖僧大悲案，此案发生的时间是1644年12月。
这个月的某一天，有个和尚风尘仆仆地来到首都南京，他既没有去烧香拜佛，也没有去寻寺访友，而是直奔皇宫大门，叩门大喊，自称是大明亲王，因战乱出家，现特找弘光帝来寻亲认戚。
得知此事的弘光帝处理是：自行回避，移交有关行政部门审理鉴别。
审理笔录经整理后，“脱水”稿如下：该僧始称己为崇祯，再称己为齐王、吴王、定王，思维混乱，条理不清，疑患有间歇性神精错乱综合症。后经再三审理查明，该僧本名大悲，在苏州当和尚，见天下大乱，遂产生了冒充亲王进行招摇撞骗的犯罪企图。
见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弘光帝批示，按《大明律》定罪惩治。
但聪明绝顶的阮大诚同志在大悲语无伦次的陈述笔录中发现了“潞王贤明，当立为天下主”的供词，这让老小子大为兴奋，想到了一个将此刑事案件升华为政治大案的决窍——诱供。
在他的谆谆善诱下，大悲和尚的“供述能力”有了新的提高，涉案人员由大悲一人扩大到一百四十三人，其中史可法、高弘图、钱谦益、姜日广等高官及社会知名人士“案上有名”。
与此同时，为了使揭露“犯罪分子”的效果更加形象化和大众化，阮大铖同志以涉案人员为原型，推出了自己第二部大众通俗读物——《蝗蝻录》（第一部为《百官图》），蝗指东林党，蝻指复社。该读物列出两党中，危害国家的“大人物”有“十八罗汉，五十三善才童子，七十二圣贤菩萨”，图文并茂、易读易记。
后来，创作激情一发不可收拾的老小子再接再厉，短时期又推出自己的第三部大众通俗读物——《蝇蚋录》，两党中的“坏分子”增加到了“八十八活佛，三百六十五天王，五百尊应真”。牵连达千余人，企图把东林复社人士一网打尽。
其做法引得阉党一些“有识之士”也很反感，曾劝他：“现在天下大乱，你这样瞎搞乱搞，一味报复，最后不知是便宜了清虏还是闯贼？”
但阮大铖同志精神世界已经进入了“颠狂错乱”的状态，从前被东林党打压，被复社逐赶等一幕幕的“悲惨遭遇”又在他的脑海中清晰地浮现。于是，他口无遮挡地回答：“我已快到六十岁了，来日无多，我就是要把这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报复活动中去，让那些曾经伤害我的人颤抖去吧！我不管是为清虏还是闯贼的结果，我只要打击过程中的快感！”
就在这老小子阴谋即将得逞之际，一个人，伸出自己瘦弱但却坚强有力的臂膀，挡住了他“狂飙忽进”的肥胖身躯。
这个人就是南明政府的实际首脑——马士英。
“阮兄，到此为止吧，难道你真要让我们的朝堂，变成一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墓园吗？”
“歇斯底里”的阮大铖终于被老马同志兜头的一盆凉水给浇得冷静下来，停下了自己进一步“违法犯罪”的步伐。
三天后，大悲和尚被“妖言罪”斩于闹市，此案最终还是以刑事案件收场。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由阮大铖挑起来的争斗，真能就此消停吗？
当然不会，因为东林复社两党并不是一群“任人宰割的羔羊”。
比起正在朝堂上“呼风唤雨”的马阮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