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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多尔诺，Ｔ。
、伦弗克尔—布伦斯威克，Ｅ。
、莱文森，Ｏ。
和桑福德，Ｎ。
：《权力主义者》，纽约，１９５０；基尔希特，Ｊ。
Ｐ。
和迪林内，Ｒ。
Ｃ。
：《权力主义的各个方面：调查与论析》，列克星敦，美国肯塔基州，１９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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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论７３
阿多尔诺等人借助投射测验对两组属于两个极端——最权力主义和最不权力主义——的人进行了临床检查，得出结论认为，两者在自我意识的特点上也有很大差别。
“非权力主义者（宽容的人）”乐于也能够认识自己的消极倾向和冲动（如恐惧、软弱、被动、损人利己的感情等）。而“权力主义者”则相反，不能够很好地将这种倾向和冲动整合于自己的自我意识，因此——基于防御反应！——就意识不到它们！
“权力主义者”
的努力目标主要是取得表面成功、威信和物质利益，而很少考虑个人的、私人的感情和真正有所作为的满足。由于不讲真正的个人和感情关系，再加上把世界看成威胁性的和敌对的，“权力主义者”
就只能或者力图自己掌握权力，或者企图把拥有权力的人拉到自己一边。
“权力主义个人”
类型说的提出具有明显的反法西斯倾向性。但是它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是极不牢固的。在社会学方面，“权力主义者”这一概念的主要弊病是，对于有着明显的社会性质（民族和种族偏见、反民主主义等等）的意识形态取向，这个概念企图把它作为人格缺陷的表现从个体意识“内部”
引导出来①。
某些个人特点固然可以使个人对不同的思想有不同的感受力，这些思想的内容却不能从心理内部过程得出。种族主义者不一定有神经病或精神病。美国南部密西西比州的居民对黑人的偏见甚于明尼苏达州的居民，这
①参见拙著：《偏见心理学（论民族偏见的社会心理根源）
》，载《新世界》，１９６６年第９期；安德烈耶娃，。
Ｍ。
、博戈莫洛娃，Ｈ。
和彼得罗夫Z斯卡娅，Ａ。
：《现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第１７５—１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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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因为密西西比州有更多的精神病人，而是因为种族主义在这里成了社会心理分不开的一部分，这种情况也应从社会原因，而不是个人心理原因来解释。
把“权力主义综合症”视为纯属自我防御现象的心理分析学解释也引起不少的异议。权力主义可能只是更具有一般性的认知特征——教条主义的一种表现。教条主义意识是一种“封闭意识”
，它拒绝接受与早先形成的信念相矛盾的信息。
它的特点是眼界狭窄，使个人把周围世界理解成非黑即白，把世界看作不变的、永远固定的东西。世界的“物化”当然也会扩大到自己的“自我”上，“自我”的活动性和可变性与被奉为理想的规范标准的稳定性相比，似乎成了一个缺点。但是认知上的权力主义可能不仅是“意识封闭性”的结果，而也是较低的教育、文化程度加上劳动及社会活动中自主性不够的结果。在这方面占第一位的又是宏观社会条件——阶级压迫和劳动异化等等。
对从众性的实验调查由于脱离开这些因素，得出了十分矛盾的结果。
不同的作者对从众与模仿、暗示、赞同需要、妥协和随俗等等现象的相互关系作出了不同的解释。至于反思的“自我”
，则尽管已经了解到从众性和自尊心之间存在着微弱的反向联系（从众性较高，自尊心就较低）
，但是个人的某些其它特点和个人的行为、特别是权力主义与从众性的相互关系，心理学家们认为还是悬而未决的。
这里问题不仅在于心理范畴的不确定和不一致。阿希等人的实验安排建立在个体和群体的抽象对立基础上，只允许有两种类型的表现——从众和不从众。个人在实验中只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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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的方式即说一个“不”字来肯定自己的独立性。与此同时，一批苏联心理学家在彼得罗夫斯基领导下进行了多年研究，令人信服地证明，如果不用任意冒充的群体，而拿由共同活动、共同事业等等联合起来的现实集体中的人的相互关系来说，那么冲突的解决办法就可以不仅是个体服从群体（从众性）或者保持原有立场（独立性）
，而且可以是个人自觉地接受群体的规范和标准，这正是社会主义劳动集体内部相互关系的典型特点。除了群体内部的引导（即个体无冲突地接受、掌握群体意见）和从众性（个体与群体的意见分歧通过向群体压力让步来解决）以外，还存在着集体主义的自我确定，即个人自觉地接受集体的基本价值观，甚至准备抵制多数人不符合这种价值观的意见来捍卫这种价值观。
心理学家奥博杜罗瓦娅作了一系列实验，她先了解了被试小组的学生们的价值取向，然后又以假设群体的名义向他们提供与这种价值观相矛盾的看法。仿佛制造了一架“心理离心机”
，用以看出哪些人能够在群体压力条件下捍卫群体（及他们自己）
最初采取而又似乎背离的那一立场，以及哪些人屈从压力，背离了最初的选择。这一实验证明，集体主义自我确定的力量既取决于个人总的、早已形成的价值取向，又取决于群体的团结程度及其成员参加共同活动的程度和集体价值取向的一致程度。
自觉的集体主义自我确定表面上可能显得与从众相似，但实际上与它根本对立。自主性在这里不是从反面表现为没有依赖性，而是从正面表现为忠于早已选定的价值观、高度的社会投入和提出建设性的建议与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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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斯科维西指出，美国学者对从众性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有一个薄弱方面。他指出，不论这些学者的主观打算如何，作为他们出发点的“社会影响”功能模型在意识形态上是保守的①。
这个模型把“群体”
说成为一种统一和稳态的东西，把社会影响说成为分配不均的和主要是支持、巩固社会监督和社会一致的东西。而现实的社会群体和集体却大部分是性质不同的，在群体和集体中是有意见分歧和利害等等斗争的。
对于社会主义集体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和适用的。阶级对立的消失并不意味着普遍一致和没有冲突。任何新的东西都不可能不经过斗争而确立起来。在一个把关系建立在民主的、真正集体主义的原则基础上的集体中，每一个成员不论地位高低，都是影响的潜在来源和接受者。这种影响的方向可能是支持现有规范，也可能是根据新的要求和共同活动的任务改变这些规范。但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冲突局面的产生和解决，而且这里的主要因素不是数学多数的影响，而是群体中某一部分人的行为方式（他们的积极程度，他们能够说服动摇分子的程度）
，这些人的创新要求和主动要求是有根据的，符合该集体及整个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的。
所以，对任何具体集体的活动进行社会道德评价，重要的不仅是这一集体的团结水平及其思想基础，而且还有道德气候——它的前提就是讲民主，讲自我批评，以保证能够无阻碍地提出、讨论以及获得赞成后有效地贯彻新的思想和倡
①莫斯科维西，Ｓ。
：《社会影响和社会变化》，纽约—洛杉矶，１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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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团体（群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特别是如果涉及直接的、当前的利益时，并不总是一致的。团体利己主义一点也不比个人利己主义好。
团体利己主义和本位主义的表现不仅和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政策原则相矛盾，不符合我们社会的道德规范，而且常常带来直接危害，给经济的有计划和有效率的发展带来比例失调或其它损害。
在１９８３—１９８４年举行的历次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中，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言论中，一再强调必须坚决杜绝这类现象，这绝不是偶然的。
团体成员行为的个人动机也并不都是一样的。实验令人信服地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