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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序先后之别。他可能认为自己在有些方面已经是成年人，在另一些方面却还不是。因此他的认真程度，对自己行为各个方面及其后果的负责程度，都不相同。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一个很严肃的青年工人或大学生一旦来到同龄人中间，便突然表现得象个顽皮的少年。
但他在生产环境中觉得自己是个成年人，
①黑格尔：《哲学全书》，第３卷，第８９页。
②《托尔斯泰全集》，二十卷本，莫斯科，１９６５，第１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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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环境之外却觉得自己是孩子。
选择职业，必须具备关于整个职业世界、每种职业提供的机会和要求条件的信息，以及关于自己本人、自己的能力和兴趣的信息。我国学校高年级生往往缺少这种信息。社会学家舒布金总结了多年研究成果，他写道，十七岁时对职业世界的看法所依据的是间接经验——从父母、熟人、朋友、同龄人、书本、电影、电视那里得来的知识。这种经验一般都是抽象的，不是亲身体验过的，不是经过痛苦磨炼得来的①。
我国已开始推行的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改革以下述几点为主导思想并非偶然：必须彻底改善学生的劳动教育和职业引导，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每个学生除了学习外还要力所能及地参加社会公益劳动，这将成为经常性的、必须参加的活动，也是一种锻炼。
这不仅有助于发现学生的志向、兴趣、爱好，而且可使学生积累一定的亲身劳动经验。
青年人由于缺少明确和稳定的兴趣而造成职业自我确定的拖延和推迟，常常又与总体不成熟以及行为和社会取向幼稚有关联。但过早的自我确定也有弊病。少年期的喜好常常是由一些偶然的、受环境左右的因素所决定的。少年只着眼于活动的内容而无视其它（例如，一个地质工作者必须在野外作业中度过半生，学习历史固然很有趣，但如果你不想当教师，那么这个专业的工作机会是很有限的，如此等等）。更何况职业世界如同其它事物一样，在他看来都是黑白两色的。
“好的”职业一切都好，“坏的”职业一切都坏。在选择上表
①参见舒布金，Ｂ。
Ｈ。
：《旅途的起点》，莫斯科，１９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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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绝对化，不愿意考虑其它方案和可能，这往往成为一种自我防御机制，逃避痛苦的犹豫和徬徨的手段。
生活经验的不足，追求水平的偏高——无论在估价自己掌握一门复杂专业的能力方面，还是在自己对这门专业所抱的种种期望方面（例如希望工作象玩乐一样轻松）
，都可能带来失望和精神创伤。对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和苏联劳动青年的价值取向和生活经历所进行的国际比较调查表明，需求水平越高，未实现的生活计划也就越多。对于“如果你们第二次选择职业，你们将会选择同一职业还是另一种职业？”
这个问题作出肯定回答、即认为原先的选择是正确的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占６１。
４％，在波兰占４５。
９％，在匈牙利占４２。
４％，在苏联占３９。
２％，在保加利亚占３５。
２％①。
在对苏联大学生的调查中，对“如果你们再次选择专业，你们会重复自己的选择吗？”
这个问题，至少有三分之一被问到的学生（共调查了列宁格勒的四所高等院校和俄罗斯联邦的九所高等院校）作出了否定的或模棱两可的回答。而且大学生越到高年级，不满意已定专业的人数也越有增无减②。
这种不满足可能有各种原因：教学水平低，未来的专业暴露出从前没有觉察到的不利方面。这对许多人来说不过是发展的转折点：实际工作一开始，疑虑就会消除。不过到那
①参见：《劳动青年：取向和生活道路》（国际比较社会学调查实验）
，布达佩斯，１９８０，第４３８、４３９页。
②参见利索夫斯基，Ｂ。
Ｔ。
和德米特里耶夫，Ａ。
Ｂ。
：《大学生的人格》，列宁格勒，１９７４，第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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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年轻的专家还会碰到新的困难：有的不能胜任所担负的职务，有的却相反，职务上的要求大大低于他的潜力和学历。
个人的生活道路是多色彩的。人在青年时总觉得他好象在独立地选择自己的道路。他的确也是这么做的，不过他的选择还受到诸如以前受过的教育、现实环境以及许多其它因素的影响。但是，正象舒布金正确指出的那样，除了我们为自己选择的那些道路外，还有一些对我们进行选择的道路。
舒布金把１９６８年的一批十年级学生的生活计划同他们八年后的生活状况加以比较后得出如下结论：每一部分人（考入各种大学的或参加各种工作的）都形成了各有特点的观点，各为自己当前的实际社会地位辩解并把它抬高。那些没有考上大学并已就业的人，对现在的处境的满意程度，比起那些顺利地读完大学的人非但不在其下，甚至更高。为什么？或许卓有成效地从事较简单的劳动，比平平庸庸地从事复杂劳动会给人以更大的精神上的满足吧？或者是早就业的人赚钱多并觉得自己已经成熟，而一个大学生或初出茅庐的工程师还不晓得自己将来会怎么样吧？也许是那些没有实现自己最初理想的人干脆降低了追求水平，不是从自己劳动的实质，而是从另外的什么方面，比如从物质优裕、家庭生活或者与职业无关的精神情趣中寻到了生活满足吧？
人的生活是多侧面的，对人来说不同的活动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有人把职业劳动，有人把家庭，有人把社会政治活动，还有的人把业余爱好，当作自我实现的主要领域。尽管活动动机、目的和种类有着等级差别，但这种等级并非总是可以如实地被认识到。
“即使一个人已经有了明确的、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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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路线，这条路线也不会始终是唯一的。为选定的目标和理想服务完全不排除也不会抵销人的其它生活关系，而其它生活关系本身也可以形成生活意义动机。
打个比方来说，个人的动机领域永远是群峰林立的……“
①
对列宁格勒各个设计部门的１１００名工程师（平均年龄３５岁）进行的一次社会学调查表明，其中约３０％的人以职业活动作为自我实现的主要领域；业余生活对他们来说是第二位的，不过，只要有时间，他们总会“找到点事做的”。那些从业余生活中获取主要满足的人和认为“下班后生活才开始”的人则恰好是另一个极端（这种人占１６％）。
最佳方案是人们在劳动和业余生活中都得到深刻的满足，这种方案占抽样的３０％。还有一部分受访者，主要是女性，在劳动和业余生活中都不得其所，都感到不如意②。
调查中发现，个人职业表现与业余兴趣和行为的特征之间，有着一定程度的一致性。
“不得已而当上工程师”的人，不仅业务素质很差，而且在业余活动领域也是见异思迁，朝三暮四。
“照章行事的工作人员”虽然劳绩卓越，但缺少业务主动性，工作所遵循的原则是“该干就干”
，他们在业余活动中也表现出同样的特点：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而“自我”的表现能力却很低。相反，“自我设计型
①列昂季耶夫，Ａ。
Ｈ。
：《活动、意识、个人》，莫斯科，１９７５，第２２１—２２页（参见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０，第１６６页）。
②参见：《工程师的社会心理学肖像》（根据对列宁格勒设计部门工程师的调查资料）
，莫斯科，１９７，第２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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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一身兼有高度的业务素质与劳动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鲜明定势，而且在业余生活中也表现积极主动。他们的业余生活特点与其说是多样化，不如说是兴趣专一。
克服上述不协调现象的前提是，创造一种社会条件，从而保证人人作为社会生活一切领域中的多种多样的活动的主体能够得到同等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