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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代人从米市上背米等等劳役，也常有乞丐们的身影。（参见：《近代中国江湖秘闻》，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
死尸为常人所忌，因而看守、收殓尸体便成为乞丐们当仁不让的行当了。民国时，吉林扶余县每逢衙门杀人，都要到花子房附近的杀人场来执行。有的哭主（死刑犯的家属）事前打好招呼，雇花子看护尸体，以便自家来领，有的雇他们为死者洗脸，穿衣埋葬等事。无哭主的由花子们剥去死人衣服，将尸体抛之沙坑内任野犬分食。因此附近野犬多而凶，几断路人。冬季的尸体容易保管，如一时哭主不到，花子房能代为收存。有时室内并存几具尸体，观之不免毛骨悚然。而花子们对此视作家常便饭，任意摆弄，有如儿戏。此项收入，较平时乞讨为多。
在泉州，乞丐是街道专项清洁工，如遇有清理污物，清除死猫死狗，甚至路旁尸，水流尸亦多雇丐搬运。
内蒙古包头市的“梁山”丐帮的花子们也是官方许可的专殓死尸的角儿，人们收殓尸时，扒下死者衣物归己使用，然后将尸体堆集一处，点火焚化。
做死人的生意还有种种形式，广州乞丐承接担买水，粤俗死人，有担买水的礼制，担的意义，是替死者招魂，买水是用来为死者洗脸。这两种工作，都是由孝子担任的齐書网，如死者无子或者是找不到亲属代替时。就迫得要雇佣这种乞丐了。所以在广州近郊的河南凤凰岗、小北、大北一带地方的茅寮，当眼处常见挂着“承接担买水，涕泪长短，价钱另议”的招牌，是亦职业中的别开生面。除敛尸抬死人，乞丐还下河捞“水打棒”（川中溺死者尸体的称呼）。已经浮上水面的“水打棒”多系淹死了好几天的尸体，那令人发怵的形象谁也不敢、更不愿去碰他，自然只有乞丐去充当这种贱役了。至于瘟疫流时之时，市面上出现的无名疫尸，以及凶杀暴死者狼藉的尸体，经允许或法医验尸后，也例由乞丐来收殓。（参见《近代中国江湖秘闻》，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
此外，守尸棚、守丧、报信也是乞丐当然的“业务”。
由上述种种情形可知，但凡习俗所忌讳而无人敢于涉及的劳作活动，就是乞丐们努力进军的劳务领域，在这方面他们自认命贱、百无禁忌，因而突破了常人所固有的心理障碍，从而开创出了自己的“特色产业”或“垄断行业”，上面所讲的大多属乞丐的“特色产业”，而现在要谈的“杠业”则属于乞丐的“垄断行业”。它不仅是乞丐们专门经营的，而且是规模可观的行业。
旧时有专门为社会提供婚丧庆吊仪仗服务的行当，北方称作“杠房”或“杠局”，所谓“杠房”即专门出租葬礼仪杖的，如罩棺材用的绣花缎子官罩，仪仗队用的开道锣、伞、扇、旗、牌、车、桥、硬器之类。同时，还代为雇佣从事执掌仪礼、抬杠、打执事的人员，乃至代购寿材等一切用物。实际上，杠房成了承包办理丧事的专业行当。抬杠、打执事之类粗活，虽然颇有讲究，但终必是低贱事。杠业在南方则称为“仪仗铺”。如广州西关上下九马路光雅里就集中了当时许多有名的仪仗铺，诸如“万福”、“丁财贵”、“多多福”、“颂多福”、“永全福”、“联福”、“广福”、“有丁财”等等。仪仗铺的常务管理人员不多，一般只有店东及伙计若干，分掌经理，联络，出江（专门到邻近广州的各城乡接办红、白二事和会景仪仗——及保管仪仗应用各物诸事）。接待仪仗出列的人员则临时雇佣，以乞丐、游民、老人院及孤儿院的成员为对象，其中尤以乞丐为主力。由于广州乞丐由关帝厅人马的丐帮首领控制，故每有红、白仪仗事务，需要临时雇佣乞丐充伍扛夫时，则由仪仗铺老板与丐帮首领协商好，丐首统一支遣乞丐，仪仗铺所付酬金也由丐首统一分派。
三边缘性的社会化服务（2）
川中乞丐也包揽婚丧仪仗的活儿。由当事人家专门上门联系，按当地习俗，婚丧仪仗照例由乞丐们承包。婚仪中花轿前后一拨打彩伞、执旗幡的均由乞丐担当；丧仪中，抬祭幛、举挽联也非乞丐莫属。由于是主人请来的，事后的赏钱自然比上门乞讨者丰厚许多，而“剩八碗”也首先款待他们。四川有名的“戏圣”唐芷林，殁于重庆棉花街，运枢返成都之日，不但全市川剧艺人个个戏装执绋，更有军、政要员及社会名流送的挽联，其殡仪仗队伍中雇了全重庆市的乞丐（盲、跛者除外），一人扛四副挽联尚未全数扛完，死者偌大的哀荣成全了叫花子的扛业生意。
乞丐的边缘性社会服务工作除了具有卑贱、脏苦、习俗所忌等特征外，还有就是与乞丐的角色特征有关，例如，替人家子女做干爹，当“保保”就属此类。
乞丐的“边缘性”劳作是多种多样的，不分场合，不论险易，哪里有空子他们就往哪里钻，那里有缺他们就在那里填补。近世的上海就有这类乞丐。他们大半都是十三四或十四五岁的孩童，以男孩居多，专候在二白渡桥、自来水桥、天后宫桥、盆汤弄桥、老闸桥等处，轮流帮人力车夫把车子拉上桥头，然后向车中的乘客乞钱。这种童丐是有组织的，每人都拜有一个白相人“爷叔”，日缴二三百钱，否则便不能安然拉车。
另有一些乞丐还干一些开汽车门、在码头替行人搬运行李，拾荒等杂务。开车门是近代沪上新出现的一种乞丐，他们衣冠楚楚地专候在三大公司，戏院、酒店、舞场等处门口，将坐车来的车子号码记住，客人出来即去找来车子，恭恭敬敬地找开车门送上车，然后笑嘻嘻地伸手讨钱。倘不给钱，便饶舌不止。对没有车的客人，还代为叫车，以得到几个铜子。在沪上还有所谓码头丐，这种乞丐大都有家室，专候在各个码头帮人提包抬货，生意好时，一天可得七八角钱。（参见：《清稗类钞·乞丐类》，转引自曲彦斌《中国乞丐》，辽宁古籍出版社，1994年）
清末民初的京城，还有一种专“赶庙会”的女乞丐，穿的衣服并不十分破烂，都用布包着头。有的手拿布掸，有的手拿香头。当时，土路很多，交通不便，一路上尘土飞扬，逛庙会的游人满身尘污，颇为扫兴。此时，女乞丐就赶来与游人掸土或点烟，以此讨钱。游人遇到这种乞丐不但不厌烦，反而很高兴，于是给钱也不吝啬。这种女乞丐在一个庙会内能讨到很多钱。她们俨然成了香客的侍应生和服务员。
乞丐“边缘性”劳作还包括做些拾荒捡破烂的活，在广州，乞丐拾荒称为“执地”。其中又分作三种：其一为拣垃圾，这种乞丐，手执铁钩每天不停地向垃圾堆中扒拣杂物，主要是拾取五金和其他人弃我取的东西，搜集起来整理好后，就携去横墟（即收买废料铜铁的集中地）发卖，由于当时很少人注意到废品利用，同时由于民国时期内战频频，五金价格不断暴涨，故他们每日所得，足够所谓一日六餐——早午晚饭，两餐茶和一餐鸦片烟的日子。其二是执字纸，这种乞丐每天掮着竹箩不论早晚，到处去拾取街上的废纸，替各大商店清除旧字纸，积集起来卖与收买旧纸店，然后再转售给制纸工厂作制纸原料之用，同时在纸堆里，拣出信封来撕下邮票，去卖给收买旧邮票的商店；有的更利用国人爱惜字纸的心理，持着一本写上“爱惜字纸，功德无量”的缘簿去赂商店劝捐。乞丐拾荒的第三种形式是拾烟头，这种乞丐是两人合作的，甲出动拾烟蒂时，乙则在家做卷烟工作。拾取烟头的地方，除了码头之外，所有酒楼茶室、轮渡码头、戏院公厕，以及各个公众场所等，都是他们的目的地，拾得的烟头带回家里去烬晒干，加工卷烟。这种烟叫“锦卤烟”，顾客是一般苦力和乞丐，由于价格低廉，故销路极畅，可谓供不应求。（参见：《近代中国江湖秘闻》，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
这种劳作既是清道夫的工作，又是废品回收利用的工作。
而打更巡夜则是乞丐边缘性社会化服务工作中的美差肥缺，一般由乞丐中较有地位者充当。
清人顾禄《清嘉录》卷十二《十二月·叫火烛》载：“残年房夕，有击析沿街高唱‘警防火烛小心’者，名曰‘叫火烛’。（按：蔡铁翁诗云：‘黄昏火烛何人叫，乞丐沿门打竹梆。’）今俗，即巡更者为之。”乞丐大都单身四处流浪，寒夜，尤其是年节夜，常人都合家团聚，而“叫火烛”的事，只有从这些人中雇觅，乞丐也乐得借此讨得比平时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