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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作战、量机而用，则成为当时军事家们已经运用自如的指挥艺术。
尽管此时的骑兵还没有成为秦始皇时代的作战主力，但在统一战争的交响乐中、
却是一支最强音。因为骑兵行动轻捷灵活，能散能集，能离能合，远距离作战，快
速奔驰，百里为期，千里而赴。短时间内长途奇袭，使敌防不胜防，出入无间，又
能迅速转换作战方式，成为兵书中共誉的“离合之兵”。
具有悠久的养马史、传统的驾驭术、早兴的骑兵部队的秦国，在骑兵的运用上
自然优胜于山东六国。而在车、步、骑并存的诸兵种中，骑兵之所以后来得到了重
视，就在于执远战兵器弓弩的战士在战斗号令下达后，能迅速集合，翻身上马，立
即投入战斗，并随时可调换攻击方向。同时战斗队形对复杂地形的适应性强，其高
度的机动力和强大的冲击力，都是其它兵种所不能取代的。这种独特的骑兵战术，
正如孙膑所认识并概括的那样：用骑有十利。即：
“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敌虚背；三曰追散击乱；四曰迎敌击后，使敌奔走；
五曰遮其粮道，绝其军道；六曰败其津关，发其桥梁，虚其高里；……十曰掠其田
野，系累其子命。”随后的兵法家又把骑兵战术的原理总结为“十胜”、“十利”
等，但无论是十胜还是十利，其不外乎是由“驰骤便捷，利于邀击奔趋”的高速度
构成骑战的核心，即所谓凌厉的冲锋，诡秘的奇袭，迅速的迂回，闪电式的侧击和
夹攻，独立的侦察，掩护本部步兵和骚扰敌人。公元前260 年，在秦、赵长平大战
中，秦国以五千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绕过赵军翼侧，迂回至后方营垒，将其截
为两段，断其粮道，使之不能救援，最后迫使赵军全军覆没，从而使秦国在古代战
争吏上创造了多兵种协同而又用骑以奇的光辉战例。
当然，骑兵的短处正如兵书上所总结的亦有不利的因素，即所谓的骑战有“九
败”或“八害”。其中心内容是，骑兵往往受到地形的限制而招致失败，如陷于
“天井”（四周高峻）。“地穴”（低陷）及沼泽难行之地，大涧幽谷、木林茂密
之地，深沟坑阜之地等，均构成骑兵的“死地”或“败地”。
这些不利的地形地物，深为兵家所忌。其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会对骑兵形成
威胁，这就是骑兵的冲锋速度高，极容易脱离战场主力，如果长驱不止，陷于敌阵
又不能破阵，再加之后继部队接应不上，就势必受到敌人的截击或埋伏而陷于进退
两难的险境。面对这些不利的因素，作为军事指挥者，势必明了和果敢处置面临的
一切，才能化险为夷。事实上，作为骑兵部队，只有选择平旷的地势，给骑兵创造
出高速度冲杀的场所，才能以“一骑当步卒八人”的威势攻击对方。秦俑二号坑在
试掘时，露出土层的完整的有骑士33、马36。这些骑士都无一例外地作垂臂、左手
提弓的姿势。出土的武器惟见铜剑、镞和弓弩，没有长柄兵器。而此时的剑，看来
也只是骑兵作为卫体的武器而已。这说明秦骑士的作战手段同赵武灵王时教国人穿
“胡服”，习“骑射”的情况是前后相承的。民国时期，洛阳金村曾出土过一面战
国铜镜，背面有骑士乘马握剑刺虎的图像，即证明了这一特征。由于剑仅限于击刺
的单纯动作，在驰驱如飞的骑兵手里是发挥不了太大作用的。也正是由于这诸多的
局限，才使骑兵无法充当作战的主力而只能处于辅助的地位。战国时期，秦国有兵
员100 多万，其中“带甲”（指步卒或作“奋击”）百万，战车兵数千乘，而骑兵
仅有1 万。包括后来发掘的秦涌三号坑，从出土的情况看，三坑中约有步兵涌6 千
多，战车140 余乘，骑兵俑116 骑。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提供的双重数字表明：
秦惠文王时，秦国的骑兵占军队总数的1 ％左右。到了秦始皇时，骑兵的比例已升
至2 ％，这时步兵仍是作战主力，车兵的地位仍然高于骑兵。即是骑兵使用率最大、
也最多的赵国，骑兵在军队中的比例也还是有限。战国晚期，赵国名将李牧在重新
整编部队时，依然是以车兵1300 乘为主，骑兵13000 匹为辅。而在军队的总数中，
骑兵所占的比例也不过是8 ％左右。况且这是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七、八十
年的情况。
在其他诸侯国家中，骑兵的比例更少，不过1 ％左右。
骑兵在战国时期已初露锋芒，但迟迟没有形成战场主力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有
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便是在骑兵史的改革进程中很小又极为重要的一个部件——
马蹬的产生和利用。从秦俑二号坑的骑兵俑来看，骑兵们不但既无马蹬，连踏蹬也
没有，由此可以断定骑兵们在上马时，是双手按住马背跳跃上去的。上马后的骑兵
抓紧缰索，贴附马背以防颠落。由于没有马蹬，在奔驰特别是作战时，就不能靠小
腿夹紧马腹来控制座骑，更谈不上腾出双手来全力挥斥武器与敌搏杀，在攻击力与
灵活性上都大受限制的情形中，也注定了不能使用长柄兵器更有效地杀伤敌人这一
时代局限和遗憾。
那么，作为极具重要性的小小马蹬是何时产生的？尽管众说不一，但长沙西晋
永宁二年（公元302 年）墓出土陶骑俑的马鞍左侧吊有一蹬，这是被多数学者认为
中国最旱的马蹬。但因为只有一只，有的学者便认为不是马蹬，而很可能是上马时
的踏蹬，两只脚分踩的马蹬，是十六国时期才出现的，这个推论来自北燕冯素弗墓
（冯死于公元415 年）出上的用铜片包着木芯的马蹬实物。如果事实真的如此，作
为一个小小的马蹬，在产生骑兵之后的近千年才发明创造出来，也真令后人有些不
可思议了。
在西汉茂陵大将军霍去病墓前有一石牛，牛背上有一蹬的雏形，这个蹬的雏形
又给了研究者一个新的启示？难道是西汉有骑牛的习惯？如果有这个习惯并有蹬产
生，对将古代骑兵发展到鼎兴时期的西汉军队来说，对出现马蹬不也是一个极大的
启示吗？那牛蹬不正是马蹬的另一种安排吗？如果看一下汉代骑兵的强大阵容和赫
赫业绩，就不难推断出，在那个时代产生马蹬或产生了马蹬的雏形并用于战场上的
骑兵部队是极有可能的。
众所周知的秦末汉初中原战争纷乱，给了远在北方的匈奴一个扩充自己骑兵部
队的机会，几年的时间，其骑兵总数便达到了30 余万。渐已强大的匈奴趁汉朝未
稳之时，便大举进兵南侵，并很快占居河套及北方的现在的伊克昭盟地区。匈奴铁
骑势如破竹，于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 年），匈奴单于冒顿率部攻下马邑，并把
刘邦亲率的32 万汉兵围困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的白登山七天七夜，致使汉
高祖刘邦险些丧命。平城之战，使西汉统治者认识到：要战胜匈奴骑兵，只靠步兵
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强大的骑兵。
基于这样一种明智的选择，自汉文帝起就开始正式设立马政，加强全国的养马
事业，并很快见到成效。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 年），匈奴大举进入中原北部上
郡一带掠夺财物，汉朝廷命丞相婴率八万五千骑兵进击匈奴，取得初步胜利。到了
孝文十四年（公元前166 年），匈奴单于率十四万骑兵进入中原西北部的朝那，肖
关一带，孝文帝以中尉周舍、朗中令周武为将军，发车千乘、十万骑兵，驻守长安
一带，“以备胡寇”。与此同时，还封卢卿为上郡将军，魏仁为北地将军，周灶为
陇西将军，张相为大将军，董赤为将军，以车兵和骑兵大举反击匈奴，迫使匈奴再
度退出中原属地和西北边地。
当汉朝到了武帝时期（公元前140 年—前87 年）、骑兵部队发展到鼎盛，并
承担了抗击匈奴的主要使命。
汉武帝一登上皇帝宝座，就极为重视马政建设，下令繁殖军马，扩建骑兵。经
过六、七年的努力，已拥有甲马45 万匹，从而形成了一支精良的骑兵队伍。自元
朔元年（公元前128 年）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 年），汉、匈双方在阴山和祁连
山进行了长达十年的争夺战，汉朝每次出兵都在数万骑以上，最多的一次可达到18
万骑。公元前128 年，匈奴骑兵入侵雁门，杀死汉军千余入。汉朝大将军卫青率骑
兵3 万驰救，匈奴败退北还。次年，匈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