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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究其根底，吴三桂投降大顺时的本意是要维护和扩张自身利益，从北京传来的消息使他疑窦顿生，猜测李自成的召见很可能是一种骗局，将会对自己采取不利行动。于是，为了保命，他骤然变卦，带领部下兵马直奔山海关，从背后对镇守关门的唐通部发起突然袭击。
唐通的兵力大约只是吴三桂部的五分之一，加以变生意外，猝不及防，山海关于是被吴三桂重新占领。唐通率领残部撤往离山海关不远名叫一片石的地方，大顺政权委任的其他官员也纷纷逃回。
吴三桂又下令军士为崇祯帝服丧，设座遥奠，啮血结盟，立誓扫灭李闯，为明复仇。这就是吴伟业所咏的“恸哭三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不过缟素一句是宾，红颜一句才是主。没有红颜，何来缟素？
形势从这个时候开始陡转急下，历史因为一个女人而改写。历史人物在重要关头的选择，给历史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完全改变了国家命运的走向。
【三 多尔衮】
在1644年的国变中，如果说李自成是种树人的话，那么摘桃的那个人显然就是多尔衮。
多尔衮是后金大汗努尔哈赤的第十四个儿子，清兵入山海关时，他才32岁，但却已经是身经百战的统帅。
明万历四十年（1612）十月二十五日，多尔衮降生在赫图阿拉，生母阿巴亥，姓乌拉纳喇氏。这时，努尔哈赤已不再是地位低微的小部落头领，而是统一了女真各部的“聪睿恭敬汗”，并且正在进一步发展统一事业，为建立清朝奠定基础。当多尔衮诞生未满百日，努尔哈赤就率大军进攻乌拉，最终灭亡了其妻阿巴亥的母国，多尔衮母子面临着被打入冷宫的危险。但是，由于努尔哈赤优待降顺者的政策，以及阿巴亥富于心计，善为周旋，使他们母子安然度过难关，随着时间的流逝，多尔衮也步入了台吉的行列。
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年号天命，两年后以“七大恨”告天，发动了对明朝的进攻，揭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在对明战争节节胜利中，后金内部的矛盾斗争也不断发生。天命五年（1620年）三月，努尔哈赤废弃大福晋富察氏。当时大福晋富察氏有四条罪状，其中之一便是大贝勒代善与富察氏关系暧昧。但其实缺乏足够的根据，实际上是有人对他们进行陷害。
富察氏被休弃之后，取代她作为大福晋的正是多尔衮之母阿巴亥。这样，努尔哈赤爱屋及乌，多尔衮及其兄弟阿济格、多铎地位开始上升。
代善由于为人精明计较，渐渐失去其父的欢心。不久，代善听信后妻的谗言，虐待前妻所生的儿子硕讬，这就为觊觎其太子地位的人们带来了反对他的口实。同年九月，努尔哈赤宣布废黜大贝勒代善的太子名位，而“立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铎、多尔衮为和硕额真”，共议国政。也就是说，从此时起，多尔衮以八龄幼童跻身于参预国政的和硕额真行列。这样是一个改变后金政治格局的重大行动，多尔衮兄弟第一次成为均衡力量的鼎足之一。
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率领大军攻打宁远（今辽宁兴城），明朝守将袁崇焕顽强守御，努尔哈赤被炮弹炸伤，只好命令全军退走。同年七月，努尔哈赤创伤复发，不得不到清河汤泉疗养。八月，伤势转重，乘船回盛京。途中，他知道即将逝世，通知大妃纳喇氏来迎，似乎要授以遗命。八月十一日，因伤势恶化，努尔哈赤殁于途中的瑷鸡堡（今沈阳市南）。传闻他临终的时候，曾经指定最疼爱和器重的十四子多尔衮做继承人。
这时候多尔衮虽然在十大贝勒中排第九，人称九贝勒，可是他这时候才十五岁。而其他众贝勒早就忌惮多尔衮三兄弟力量迅速壮大，八子皇太极（又称四贝勒）掌握后金八旗中的正黄旗和镶黄旗，势力强大，众贝勒便拥戴皇太极继位为汗。九个时辰后，众贝勒迫令阿巴亥自尽殉夫，声称是太祖的“遗命”。从这个时候开始，多尔衮三兄弟的处境急转直下，他们既失去了政治依靠，又面临着兄弟们对其所领旗份的攘夺，而且还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灾祸降临。
皇太极继位之后，虽然没有向多尔衮兄弟开刀，但也通过三份效忠的誓词把他们的地位贬低很多，后来更是处处压制多尔衮兄弟所统领正白旗和镶白旗的势力。但是不久后事情又发生了变化，皇太极即位之初，地位还不十分稳固，当时对皇权最具威胁的是三大贝勒——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皇太极为了削弱这三大贝勒的权力，光凭他自己的实力还不够，所以开始拉拢和扶植一些跟他无甚利害冲突的兄弟子侄，这其中就有多尔衮。天聪二年（1628）三月，皇太极废黜了恃勇傲物的阿济格的旗主之位，让多尔衮继任固山贝勒。这时候，多尔衮刚满十五岁。
多尔衮从少年时代就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存，这种非常人的经历磨砺了他的才华和心机，他开始显示出他善于韬晦的过人聪明。多尔衮一方面紧跟皇太极，博取他的欢心和信任，而绝不显示自己的勃勃野心；另一方面则在战场上显示出超人的勇气和才智，不断建树新的战功。天聪二年（1628）二月，他初次随皇太极出征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立下战功，皇太极赐予他“墨尔根岱青”（蒙古语“聪明之王”的意思）的称号，赞他“既勇且智”。半个月后，多尔衮就继任了固山贝勒，因为少年得志，为他将来的进取开始奠定基础。
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率军攻明，多尔衮在汉儿庄、遵化、北京广渠门诸役中奋勇当先，斩获甚众，一年半后，他又参加了大凌河之役，攻克坚城的功劳也有他一份。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再度攻明，多尔衮三兄弟入龙门口，在山西掳掠，结果“宣大地方，禾稼践伤无余，各处屋舍尽焚，取台堡、杀人民更多……俘获生畜无数”。
《清史稿·多尔衮列传》记述，1629年皇太极兵围北京城时，多尔衮曾与袁崇焕援军激战于广渠门外。1635年，多尔衮率军收降蒙古察哈尔残部（元朝皇帝后裔）时，获得了遗失二百余年的元朝传国玉玺（即秦始皇用和氏璧琢成的传国玉玺）。皇太极因此获得了称帝根据及招揽人心的工具，闻讯大喜，亲率王公大臣及众福晋等出沈阳迎接凯旋之师，对多尔衮自然也是大加褒奖。不久，皇太极即位为皇帝，改后金国号为“清”，年号崇德，与明朝已处在对等地位。多尔衮被封为和硕睿亲王（“睿”，亦含聪明之意），列在六王之第三位，其时年仅二十四岁。
在此之后，多尔衮几次率师攻明，均获辉煌战绩。崇德三年（1638），他被授予“奉命大将军”，统率大军破墙子岭而入，于巨鹿大败明军，明统帅卢象昇战死。然后兵分两路，攻打山东、山西，多尔衮所部共取城三十六座，降六座，败敌十七阵，俘获人畜二十五万七千多，还活捉明朝一亲王、一郡王，杀五郡王等。班师之后，多尔衮得到了马五匹、银二万两的赏赐。
在围攻祖大寿镇守的锦州之战中，清军开始由多尔衮统领。但他未经皇太极批准，便擅自决定各牛录（一牛录为三百人）每五人为一批轮流回家休整，以恢复其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以及无处放牧的战马的体力。皇太极闻知此事后大怒，多尔衮“自言罪当死”（《清史稿·卷218·多尔衮传》），皇太极将多尔衮由亲王贬为郡王，罚银一千两，夺两牛录，并于1641年五月一日将他召回盛京，留在朝廷。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多尔衮并不是一介武夫，这点就连皇太极也看得很清楚，因此，在更定官制时，便把六部之首的吏部交给他统摄。根据他的举荐，皇太极将希福、范文程、鲍承先、刚林等文臣分别升迁，利用他们的才智治国。根据他的建议，皇太极又对政府机构作了重大改革，确定了八衙官制。此外，文臣武将的袭承升降、甚至管理各部的王公贵胄也要经他之手任命。在统辖六部的过程中，多尔衮锻炼了自己的行政管理能力，为他后来的摄政准备了条件。
但是，皇太极并没有料到，多尔衮正利用皇帝的信任，逐渐削弱昔日曾打击他的人的势力，等待时机，觊觎权柄。
不久，这个时机终于来到了。皇太极一生勤于政事，勇于战阵，诸多军国大事，事必亲躬。由于精神长期处于高度紧张，严重损伤了健康，积劳成疾。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晚上十时，皇太极在沈阳皇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