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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人写的书《甲申传信录》中讲：李自成攻北京，明朝守北京的大营兵四十余万，部将数以千计，“临敌力战，死于疆事者仅二人而已。嘻！”意思是四十多万明军中战斗而死的只有两个人，好一个“嘻”字！
【十 李自成的速胜】
入北京城前，李自成连发三箭，同农民军约法说：“军人入城，有敢伤一人者，斩以为令。”进城的当天，他又张榜宣布：大军进城，秋毫无犯，敢有抢掠人民财物的，立即处死！百姓高兴地奔走相告，店铺很快开张营业，城内外迅速恢复正常生活。李自成两次接见城乡老年人，询问民间疾苦和农民军有没有扰乱百姓的现象。受接见的老人，出宫后向人们述说，李自成简朴可亲。
这个时候，明朝廷在京的官员们“衣冠介胄，叛降如云”，两三千名官员自尽的只有二十人。其他官员争先恐后地前往大顺政权吏政府报名请求录用，如少詹事项煜“大言于众曰：大丈夫名节既不全，当立盖世功名如管仲、魏征可也”。给事中时敏声称：“天下将一统矣！”他赶往报名时吏政府大门已关闭，一时情急，敲门大呼：“我是兵科时敏声！”才得以放入。
考功司郎中刘廷谏朝见时，丞相牛金星说：“你已经老了，胡须都白了。”刘廷谏忙分辩道：“太师如果用我，我的胡须自然会变黑，我还没老。”这马屁拍得相当肉麻，于是勉强被录用。
首席大学士魏藻德被关押在一间小房里，还从窗户中对人说：“如愿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作何解？”
李自成进城的前三天，礼部侍郎王孙蕙还曾涕泪横流地向崇祯帝保证，一旦明朝灭亡，他一定自杀殉国。大顺军进城的那天，王孙蕙准备自杀，他的家眷开始嚎哭。于是王孙蕙取出竹竿，挑出一幅黄布，上面写上“大顺永昌皇帝万万岁”，挂于门外。等到李自成进京时，王孙蕙又与其他三人在城门口迎接新君，但他们表示归顺的话淹没在得得的马蹄声中。王孙蕙后来任监察之职，不久就乘李自成派他离京办事之机，逃往南方。王孙蕙因为有李自成的大顺文牒，所以安全地通过各道关卡。等到离开了李自成的势力范围，他烧了大顺文牒，扮成乞丐，继续南行，但却意外地被土匪抓住杀了。
1644年七月刘泽清致吴三桂信中也写道：“三面环观，曾有谁不降贼？”
1645年八月在清摄政王多尔衮面前的一场争论也反映了当年情况。都给事中龚鼎孳等人指责内院大学士冯铨是明朝阉党（此事为清初的南北党争，后面的篇章中还会详细提及）。冯铨反唇相讥，说龚鼎孳曾投顺“李贼，竟为北城御史”。多尔衮问此事实否？龚鼎孳说：“实。岂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唐太宗。”龚鼎孳急不择言，竟然将李自成比为唐太宗李世民，虽受到多尔衮的斥责，但他的话所描绘的景象却是大顺军入京后绝大多数明朝廷官员的真实写照。龚鼎孳的事迹在后面几篇中还会有论述。
当初不接受崇祯进门的成国公朱纯臣，居然带领百官入贺，上表劝李自成登基，文中有“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等语。无耻到这样的地步，实在令人发指。人性的弱点和悲哀，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然而这并非一时一事，而是有大的社会背景，积习已久，1644年不过是无情的暴露。
李自成进北京五天后，召集所有明朝的在职官员参加早朝，据说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去留——或在大顺政权里任职，或返回家乡——但许多大臣们仍然担心，一旦他们拒绝接受大顺的官职就引来杀身之祸。来到东华门外等候的人总共约三千名，大顺的官兵极不恭敬地将他们驱赶到承天门前的空地。等了好几个时辰后，已经是黄昏十分，李自成才走出大内。这次奇怪的录用终于开始了。
李自成的一名手下先大声点名，每叫到一个名字，那名官员便要应声作答，牛金星决定是否让他加入大顺政权。这次录用的方式跟聆听审判没有两样。几千人中只有九十二人被选出来作官，剩余的人则被监禁起来，等候大顺的惩治。
史书谈到甲申年这段历史时写道：“百官皆好降。”为什么好降呢？
明朝朱元璋发明了廷杖（就是在殿廷杖责大臣）。有时候，一百多个大臣被摁在丹墀下，露出一堆的白花花的臀部。棍棒飞舞，鲜血横飞，蔚为壮观。朱元璋和他的子孙们视臣属为粪土，对最高贵的士大夫的侮辱往往从最见不得人的私处开始。崇祯皇帝则更上一层楼。某次，一个大臣对自己的错误不承认，崇祯大怒，下令就在金銮殿上用刑。几个内阁大臣连忙奏道：“在殿上用刑，是三百年没有的事！”崇祯皇帝说：“这家伙也是三百年没有的人！”下令用刑，几乎将大臣打死。
明朝从朱元璋到朱棣到朱由检，开创了屠杀大臣最多、最惨、最无理的先例，因而明朝大臣也开创了所有朝代中最大规模集体投降的先例。
但李自成本人却流露出对这些降臣的鄙视和厌恶，他看到东华门外愿意投顺的明朝官员数目庞大，便对手下说：“此辈无义如此，天下安得不乱？”（钱邦芑《甲申纪变录》）
大顺的普通士兵也极为蔑视这些降官，在街上看到他们，便策马冲撞，见其惊恐奔逃，则大加嘲笑。
也有一些人是被迫加入大顺政权的，最突出的例子是陈名夏。陈名夏是复社名士，他在1643年会试中名列四百名进士之首，又是殿试第三名，即通常所称的探花。陈名夏时任翰林学士兼兵科给事中，北京城破前十天，陈名夏曾面见崇祯帝，建议召集山东义勇救援京师。京城陷落之日，陈名夏上吊自杀，但被家人解下救活。牛金星下令征明朝官员入宫后，陈名夏藏到了一间教堂里，没有应召。不久，因被人检举，陈名夏被大顺军抓获。恰好负责审理陈名夏的是一位姓王的山西秀才，他游历江南时曾受到陈家（陈名夏是南方人）的款待。王秀才力劝陈名夏加入大顺政权。陈名夏坚决拒绝了，但逃跑不成后，终于还是答应让王秀才将自己推荐给牛金星。因为陈名夏的名气，牛金星自然应允。于是陈名夏又重新回到了翰林院，不过翰林院已经被大顺军改名宏文馆。
有趣的是，当时作为旁观者的欧洲人认为，明朝大臣们易于变节是由于其中缺少贵族。帕拉福克斯在论述高级官员背叛明朝投降李自成时写道：“我们可以看到，封国被缩小到无法产生贵族的程度，也就是说，那里没有能继承其祖先的崇高品格，并从其爵位中获得与生俱来的忠诚的人。有些东西无论人们怎样学习，都永远无法学到。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必须从其祖先的地位和美德中继承这些东西，因为除此之外，所有后天学到的责任感，最终很难成为人们的本能，并总是极无保证的。”（德·帕拉福克斯《鞑靼人中原征服史》）
李自成也注意选拔自己的人才，他同时在顺天和大同府举行秀才考试，又在京师举行举人考试，题目是“天下归仁焉”。七十人参加了这次乡试，五十人中为举人。后来任命的五十八名州县官中有许多即是此次中举的。顺便提一句，这五十八名地方官有许多实际上从未离开过北京，而在离京赴任者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人设法逃跑了。（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
李自成进北京几天后，就面临崇祯皇帝在位的最后几个月所面临的同样问题：如何给他庞大的军队发军饷。李自成期望在国库里找到的大量财富并不存在。正好这时一些明朝的旧臣们上表劝李自成登基。李自成相信他已获得了百姓的拥戴，但又认为天命不会归于弑君者（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李自成将自己摆在了弑君者的位置）。所以，李自成开始极力将崇祯帝之死归罪于那些劝其登基的明朝大臣身上。他更因此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追赃助饷，将劝他登基的成国公朱纯臣、大学士魏藻德、陈演等大臣拘禁起来，交付大将刘宗敏拷打，要求赎金。崇祯皇帝的小金库、宗室、勋戚和太监的家产也都被没收。
崇祯自尽前命人将太子朱慈烺送出宫，朱慈烺到周奎（周皇后的父亲，也就是太子的外公）家，却遭遇了跟他父亲一样的命运，周奎闭门不纳。随行朱慈烺的太监见势不好，反而将朱慈烺绑了，献给了李自成。他的两个弟弟朱慈炯和朱慈炤也先后被人献给了李自成。李自成再次回想起崇祯的尸体，他的心重新充满了负疚感。出于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