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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奏折并未真正引起崇祯皇帝的重视。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国改元后，旋即渡河东征，一路势如破竹。这时，明朝的精兵良将已经丧失殆尽，正如大学士黄景昉所说，吴三桂手下的几万关宁铁骑成了崇祯皇帝手中的最后一张王牌。
正月十九日，崇祯皇帝在德政殿召集大臣，正式商讨调吴三桂入关事宜。
这其实是饮鸩止渴的一步棋，吴三桂入关，就意味着撤去了满洲人面前最后一道屏障。面对这个难以决断的问题，大明朝的官僚系统最后一次典型地表现了它的低效性。先是，满朝的文武大员面面相觑，怕承担责任，都不敢发言。内阁首辅、大学士陈演，首先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号，坚决反对弃地，同时又认为调兵势在必行。这位老丞相慷慨激昂了半天，却等于什么也没说，可是满朝文武却大受启发，纷纷按这个调子发言，结果调兵之事一议再议，拖延了一月有余仍然没个结果。李自成却不必等待廷议的结果。这一个月之中，他的大军已逼近畿辅。北京的陷落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只有到这个时候，崇祯皇帝才下了最后的决心。
三月初，崇祯帝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其入关勤王。明朝辽东的军队都奉命撤入关内勤王，在平西伯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带领下，明军于三月十三日全部进关，驻扎于昌黎、滦州、乐亭、开平一带。可是吴三桂等人还没来得及赶到京畿，李自成就兵不血刃地进了北京城。
当入关勤王的将领们得知大顺军已经占领北京，明朝廷覆亡时，就同山海关总兵高第一道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归附大顺政权。黎玉田被大顺政权委任为四川节度使，奉李自成之命与明朝投降的总兵马科领军西行，以收取四川。至此，秦岭、淮河以北的明朝军队已全部收编，地方除辽东外均为大顺政权接管。
在形势一发不可收拾之前，崇祯曾经试图选择与满清求和，以便来集中精力对付国内的李自成。
袁崇焕死后，东北已无得力大将可用，边防更危急。崇祯十四年（1641年），清兵攻锦州，四月，围城。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八总兵，十三万人援锦。八月，明军大败，洪承畴率残部入松山。清兵围松山。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清兵破松山，俘洪承畴，洪承畴降清。三月，清兵又破锦州，明总兵祖大寿投降。“松锦之役”后，明朝东北的主力被消灭，元气大伤。
松锦大战以来，崇祯皇帝真是坐卧不安，寝食俱废。松锦之战失败后，他的心也凉了半截，他的希望，他的寄托，全随着这次大战的失败化为了泡沫，消失了，飞散了，他不明白，为什么祖宗创下的基业，到了他手里，就会这么风雨飘摇，动荡不安，莫非，这就是命吗？
崇祯皇帝在这个时候开始考虑和满清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张献忠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早就明白，以朝庭现在的实力，无力两线作战，于是暗中崇祯皇帝筹划对满清讲和。崇祯和陈新甲不断商议，虽然秘密，但朝中其他大臣还是听到了风声，便纷纷上奏，反对和议。崇祯皇帝矢口不认，说根本没有议和的事，你们反对什么。
崇祯皇帝每次都亲笔写手诏给陈新甲，还不断郑重告诫：这是天大的机密，一定要缜密，千万不可泄漏而让群臣知道了。崇祯十五年八月，崇祯皇帝派亲信又送了一道亲笔诏书给陈新甲，催他尽快设法和满清议和。不巧的是，陈新甲刚好外出，不在家里，信使便将崇祯皇帝的密诏留在陈新甲书房中的案几上。陈新甲的家童误以为密诏是普通的“塘报”（各省派员在京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与奏章，称为“塘报”），按惯例将密诏拿出去交给各省驻京的衙门传抄。这样一来，崇祯皇帝与陈新甲暗中主持和议的事就公开了出来，群臣拿到了证据，登时哗然，立刻上奏章反对。
崇祯皇帝再也无法抵赖，恼怒之下，下诏要陈新甲解释，责问他为甚么主张议和。陈新甲当然要为自己上述声辩，还引用了不少崇祯皇帝手诏中的句子，证明这是出于崇祯皇帝的圣意。崇祯皇帝更失面子，恼羞成怒下下旨将陈新甲立即处斩决，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亲藩，兵部尚书应负全责。
这时距明朝之亡已不过一年半，连皇帝也不得不偷偷和国防部长暗中商量议和，局面的恶劣可想而知。从这件事中，可以见到当时对“议和”是如何的忌讳，舆论压力是如何沉重。那个时候，中国读书人的传统思想认为谈和就是投降，就是汉奸，就是秦桧。连崇祯皇帝这样狠辣的皇帝，也不敢对群臣承认有议和之意，为的就是怕背上千古骂名。
崇祯皇帝特别推崇宋朝舍身取义的民族英雄文天祥（1644年二月，崇祯帝曾正式礼敬文天祥，目的是为了激发众大臣学习文天祥死国的浩然正气）。然而，李自成和多尔衮先后脚进北京后，并没有几个人为明朝而死。这是后话。
【八 南迁】
对崇祯皇帝说，他还有最后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那就是放弃危在旦夕的北京，南下到陪都南京。迁都的建议是由翰林学士李明睿首次提出的。1644年二月十日，崇祯皇帝召李明睿及总宪李邦华、原九江军府总督吕大器议事。当崇祯问到今后的策略时，李明睿的回答相当坦率，甚至在提到北方失利时也无所顾忌。他说，农民军已经逼临京城，朝廷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迁都南京。崇祯帝听了大惊失色，对李明睿说：“此事重，未可易言。”（计六奇《明季北略》）
但李明睿并不惊慌，他深知皇帝不过是顾忌道义责任，于是讲了一通天命的大道理。他还为提到历史上南宋迁都杭州后，又统治了一百五十年，类似的南迁完全适合明朝目前的形势。崇祯犹豫起来，似乎有些心动了。
在李明睿明确保证要保守机密后，崇祯四下张望，确信＇‘w‘w‘w‘。w‘r‘s‘h‘‘u‘。‘c‘o‘m‘＇无人偷听后，才开始询问南迁的具体步骤：他将如何出京？
李明睿提出最佳路线是取道山东，先以到文王与孔子庙朝圣的名义出京。一旦到了曲阜，御驾便可快马加鞭南下，很快就可以到达南京。李明睿还斗胆警告说，如果皇上仍然坚持在京城厮守尊位，则明朝必亡。
崇祯帝颇为其言所动，简短答道：知道了。遂令三人退下，自己返回后宫。
当晚，崇祯皇帝单独召李明睿进宫，问了许多南迁的细节问题。李明睿提出当务之急是要召募新兵，但朝中没钱，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就连天子脚下的北京驻军都已经一年没有发过军饷了，更不要说外地驻军，这正是明军演变为抢民的盗匪的根本原因。李明睿壮着胆子提出了动用皇帝内库这一敏感问题：“内帑不可不发，万一行至中途，赏赐不足，出处甚难。”（计六奇《明季北略》）袁崇焕也曾经提过这个问题。
但崇祯不同意动用自己的小金库，于是谈话不欢而散。
但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所向披靡，推进得极快，大同总兵姜瓖和宣府总兵王承允都是不战而降，转眼间大顺军已经兵临居庸关下，京畿大震。
十五岁的皇太子朱慈烺都意识到北京保不住了，他正与东宫讲读项煜讨论《论语》的第一篇，当读到“不亦说乎？不亦乐乎？”一段时，太子沉思良久，痛楚地说：“二‘乎’字可玩。”项煜无话可答。
南迁的话题被迫再一次提上日程。但朝中除了李明睿，以左都御史李邦华为首的重臣们都认为应该派遣太子南下，而皇帝肩负守卫社稷之责，应该留下来守卫北京。这其实是要求崇祯皇帝做出自我牺牲。崇祯皇帝别无它法，只得堂而皇之地宣称：“国君死社稷，恒理也。”但话一出口，他又忍不住满腔怨恨地加上一句：“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
大概是因为皇上明显流露出不快，几位大臣急忙改变立场。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愤怒抨击主张南迁的李邦华和李明睿。富有戏剧性的是，当光时亨慷慨激昂地谴责了主张南迁的人之后，在场的二十七位大臣竟有十九位立即表示放弃南迁主张。
显然，这并不完全符合崇祯皇帝的心思，因为他的意图其实是想要代替太子南下，所以双方都招致了皇帝的愤怒。崇祯一面说：“光时亨阻朕南行”，一面又指责李明睿结党欺君：“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乃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