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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三万到石家庄活动，想方没法刺杀吴禄贞。吴禄贞的卫队长被收买，吴禄贞自己又麻痹大意，11月7日，也就是燕晋双方会谈达成协议仅仅三天，吴禄贞就不幸被刺身亡。部队失去统帅，立即四分五裂。除孔庚等人率一部投靠山西之外，其余大部溃散。已到达石家庄的山西军队，也只好匆忙退回。这一突然变故，使刚组建的燕晋联军夭折了，也让阎锡山受到一次极大的震动。
不几日后，11月14日，袁世凯从汉口顺利到达北京，着手组建内阁，并很快任命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并命曹锟率部进攻山西。曹锟于12月初亲率卢永祥部由石家庄向山西进军。进攻的北洋军队有近20个营，防守的山西军队只有三、四个营，虽经激战，但寡不敌众，到12月12日，山西重镇娘子关失守，晋军溃退。
阎锡山先是在娘子关前线视察督战，亲眼见到清军兵力强大，难以抵挡，便急速撤回太原，惊慌失措，心情十分沉重。撤回太原后，立即召开军政要员会议，商讨如何应对。阎在会上力主放弃太原。他认为，时局一日三变，难以料定；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今后将决定中国命运。攻到娘子关的部队又是袁世凯的嫡系，山西没有力量对抗。太原离娘子关不过半日路程，关已失，城何能守？以保存实力为理由，他主张弃城北撤。他后悔娘子关联吴之行不够慎重，不仅引来了大祸，而且得罪了拥有重兵的袁世凯。他甚至后悔不该争这个都督来当，到如今成了引火烧身的由头。他先是想把都督的头衔让给周维藩（周是原外八旗巡防统领，太原起义将领），但周坚持不受；后来，吴禄贞的部下孔庚来附，他又向孔庚提出，希望孔庚能临危受任，代他渡过难关，可孔也不同意。情急之下，阎锡山声称自己要去五台山当和尚。抱着这种心态，阎锡山无论如何也不肯留在太原。副都督温寿泉表示反对，认为太原是革命根据地，不可随意放弃；况且，清军尚在几百里之外，仓皇出走只会动摇军心。争执结果，阎锡山反正是坚决不肯留下，于是就让温寿泉镇守太原，全权指挥抗清事宜，他自己与赵戴文带领一行人，取道清军兵力薄弱的晋西北，向内蒙包头方向撤退。
撤退时，阎锡山顾不得都督的身份，真的打扮成一个和尚模样，骑了头小毛驴出行。倒是孔庚颇有心计，认为这个样子出走，未免太狼狈，就建议阎锡山发个通电，声明自己此行是进军北伐，以保全革命军的名誉。听了孔庚的意见，阎锡山才沉下心来，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派人与北路军取得联系，并发了通电，任命孔庚为北路军总司令兼朔方兴讨使，做出一副向北进军的姿态。12月下旬，到达晋西北的河曲县时，寒冬腊月，军队还没穿上棉衣，吃饭也成了问题。阎锡山采用向地方借款的老办法，派张树帜带兵到河曲筹办军需，开口就要白银二万两。河曲知县还是清廷官员，不买都督的帐，与地方绅士串通一气以罢市抗拒。张树帜便令士兵将知县捆起来痛打一顿，知县只好求饶。市面马上开张，二万两也就到手了。此时，包头革命党人率领部队也前来归附。原来在此之前，包头革命党人已经准备好响应革命，发动起义，但却遭到五原同知樊恩庆的暗算，大批革命党人和同情革命的军官都被杀害。他们强烈要求阎锡山进攻包头，为死难的同志报仇雪恨。接着，丰镇革命党人也因起义失败，率兵来投。几支队伍合并到一起，马步兵已逾3000之众。撤退途中得此意外收获，阎锡山甚为高兴，认为又是天赐良机，自己就索性来个进军北伐。于是与众人商议一番，兵分三路，直扑包头。
1912年1月11日，革命军进抵包头。包头守军不知这军队从何而降，仓皇应战，而进攻的革命党人满怀深仇大恨，英勇冲锋，奋力拼杀，只不到一天时间就把包头攻下来了。1月13日，在举行入城仪式时，众人要求阎锡山穿上大都督戎服，骑高头大马率队入城，以显示革命党人的威风气势。阎锡山虽然对占领包头十分满意，兴奋时却也又多一个心眼。他私下向赵戴文表示，包头刚刚攻下，清军余部尚未肃清，入城混乱之时，会不会有人趁机施行暗杀？赵戴文明白这个老乡的意思，当即自告奋勇，愿意替都督担险。到入城仪式进行时，赵戴文身穿大都督戎服，骑着高头大马走在前面，竟然真的有埋伏在街边的人向骑在马上的“都督”开枪。幸好不曾击中，却也使阎锡山在暗自庆幸之余，冒了几身冷汗。进驻包头后，阎锡山当即以胜利者的姿态宣布将包头改名为东包头，并着手整编军队，扩张武装。进包头不几日，因南北开始议和了，山西巡抚张锡銮等人就派代表来迎阎锡山回太原。阎锡山怀疑是诱他回去以擒拿邀功的阴谋，于是不肯离开。不久后，又击溃了清绥远军的反攻，并攻克清军所占的托克托城。
在后来的回忆中，阎锡山将此次逃跑式的撤退，美化为“北征”，似乎逃离清政府重兵所指的太原，置他的根据地和老家于不顾，也是一次胸有成竹的战略转移。其实，在他北逃之后不久，执意留守太原的副都督温寿泉也带着残兵退往晋南，革命起义的太原已然变了色彩。在中国传统文化浓烈的“为尊者讳”的遗风薰陶之下，此等当事者或阿谀者涂脂抹粉反倒弄得不伦不类的事例实在太多，倒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阎锡山逃离太原，反倒因祸得福，不仅在包头打下了此后发展的基础，而且还得到一支不小的武装力量。这也是命运对他的一次大照顾。
阎锡山在包头享受意外胜利的时候，全国的形势，也发生了急剧的戏剧性的变化。1911年年底，十七省代表在南京开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议决中华民国纪元改用公历，以宣统三年11月13日为中华民国元年1月1日。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而于上年11月已到北京的袁世凯势力迅速膨胀，大权在握，看出了革命政府虚弱的真相，因此不断给新生的中华民国政府施加压力，一心要窃取革命的胜利成果。革命政府内部，也有不少人对当时中国实力最强的人物袁世凯抱有幻想。孙中山迫于内外重重压力，不得不与袁世凯进行南北议和。袁世凯表面上答应了定都南京、实行共和，对革命起义的省份由革命党人担任都督的局面不作变更等条件，孙中山同意在清帝退位后迎袁世凯为大总统。这期间，袁世凯原先任命的山西巡抚张锡銮已调往他处，进入山西的清军也已陆续撤出。太原城陷入人心浮动、鸡犬不宁的状态。山西咨议局的要员于是来到包头，请阎锡山回省主持大计。
阎锡山见南北议和大局已定，革命起义省份可得到承认，自己手中又多了一份实力，山西的老底子不能丢，于是决定回太原。2月18日，到达距太原只有七八十公里的忻州。回到忻州，附近的五台、崞县、定襄等县马上送来大批粮饷，老家河边村的人们也纷纷上门向其父阎书堂表示祝贺和亲热。人世炎凉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使阎书堂大为感慨。就在阎锡山北逃的消息传到河边村时，村里人都不敢和阎家来往，生怕受到牵连。阎书堂一家人则坐卧不安，东躲西藏，连家也不敢回，比当年躲债更惊慌百倍。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阎锡山北逃时置家人于不顾，该是多么仓皇狼狈。在忻州稍事休息，正当阎锡山踌躇满志地即将动身赴并，重返大都督府时，却接到了刚当民国大总统三天的袁世凯发来的电报，电报口气严厉地命令：不准前进，就地待命。如违命擅动，即以军法从事。袁世凯拒绝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袁的公开说法是“太原起义后，阎锡山北逃，山西局势混乱”，实际上是因山西地处北京近侧，地位显要，袁欲另选心腹占据。显然，袁世凯对阎锡山不放心，不肯将山西交给他。
虽然在危难时曾有过让出都督的想法，但在局势已经明朗，山西大局非己莫能的情况下，阎锡山当然不会就此罢休。他立即给正在南京的老部下南桂馨打电报，让南千方百计到孙中山、黄兴处活动，力争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同时，又绞尽脑汁寻找能与袁世凯拉上关系的人，营造左右逢源的形势。定襄人董崇仁，家中几代人都在北京包揽皇宫工程，与太监头子及王爷多有交情。董崇仁自幼跟着父亲出入于宫廷，跟慈禧太后的宠信李莲英相交甚密。长大成人后，还通过李莲英纳捐买了个四品道台。在李莲英的引荐下，又与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