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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军逼近山西，他的统治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当共产党把东征红军撤回，诚心诚意与他联合抗日的时候，阎锡山选择了联共抗战的正确路线，并在山西大地上做出了轰轰烈烈的抗战壮举。
但是，阎锡山的阶级立场和利益，与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战从根本上是不一致的，当他感到自己独霸山西的愿望受到威胁的时候，他的立场和行为就发生了变化。
1941年7月，在举办“烘炉训练”的同时，阎锡山就开始处心积虑地为自己的转向制造舆论。他到处宣讲“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实用主义哲学，对他的高干们说：“我们无论如何要以生存为目的，只要能存在，采取任何手段都在所不惜。”他还以苏联革命初期与德国订立和约，列宁面对认为这是“割地求和”的指责，回答“存在即是真理”的事例为自己辩解说，“我们的组织是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的。我们的主张是为人类谋幸福的道理，所以我们的组织就是代表人类真理的。因此我们说，我们的存在就是真理。”阎锡山还从自己熟悉的儒家学说中，挖空心思地寻找依据。《论语》中有两段话，一段是说，公山弗扰反叛，派人请孔子，“子欲往”；晋大夫家臣叛乱，请孔子去，“子欲往”。其实，这两段话所要说明的，“子欲往”并不是孔子愿意去跟叛臣攀关系，而是显示孔子为推行圣道，既不避危难也能灵活权变并保持节操的崇高品质。但阎锡山在讲述时，却歪曲原意，大讲面对叛乱者的邀请，“子欲往”，说明圣人也认为为了达到目的怎么做都行，从而为自己的理论辩护。真可谓费尽心机。
在做了舆论准备之后，阎锡山就推出了“亚洲同盟”的计划。他宣称，世界的发展趋势，必然是“洲同盟”，而“亚洲同盟”的盟主只能是日本。只有在日本的主导下建立起“亚洲同盟”，中国才能不受英美等西方列强的欺侮，也才能防止苏俄的“赤化”。他授意心腹贾景德，草拟所谓“亚盟宣言”，称：“亚洲之国，日本为先进，中、印为大国。以日本之强，辅以中、印之大，在亚洲唯马首是瞻”；“外交一致，内政自理，有无相通，长短互助，庶几可以自荣达到共荣，以共荣促进自荣”；“以天下为公，成世界大同，岂徒亚洲之幸，亦世界之福也”。……将所谓“亚盟”吹得天花乱坠。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阎锡山那些慷慨激昂的抗战言论不见了，而代之以赤裸裸的投降言论：“目前只有借日本人的力量，才能发展咱们自己，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也是咱们唯一的出路。”沿着这条“出路”，对公开投敌的部下，他不许声讨；以王靖国等人的名义，派出代表，和日军进行“和平谈判”，谈判的内容是期望借助日军的力量，将在山西抗日的军队八路军、决死队共同剿除。
在与阎锡山打交道的长期过程中，日本人也看清了他的特点。日本防卫厅编撰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称：“山西军比中央军和八路军缺乏战斗意志。”1940年春，日军宪兵特务到克难坡与阎锡山见面，确定双方在山西境内进入停战状态。11月，阎锡山派赵承绶以到前方视察的名义，到孝义县与日军代表进行谈判。临行前，阎锡山交代了谈判四原则：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赵向日方代表转达了阎的意思，并代表阎向日方提出具体要求：先给晋绥军装备30个团，所有武器、弹药、服装、粮饷以及兵员，均由日方供给。日方口头上完全答应，并表示：只要阎阁下诚意合作，一切都好办。1941年3月，赵承绶等与日军驻汾阳旅团的高级参谋举行第二次会谈，达成了如下协议：日阎双方首先消除敌对行动，互相提携，共同防共，尤其前线部队要彼此友好往来，不得发生冲突；离石——军渡公路以北地区，对共军之进剿，由日军负责；公路以南，汾阳、孝义以西地区，由阎军负责。必要时，双方实行“会剿”。双方经过一系列接触、会谈，到7月底时，对所有条文商定出明确意见，约定于8月间在汾阳签字。8月11日，签字仪式在驻汾阳城的日军司令部举行，签字的协定通称《汾阳协定》，包括“晋绥军与日军基本协定”和“停战协定”两部分。根据协定，日方允诺：1、日方给予阎方步枪5万支，轻机枪5000挺，重机枪500挺及部分子弹；2、日方给予阎方军费国币2000万元，另给“机密费”700万元；3、日方供应阎方军队给养及一切装备；4、日方分两批拨给阎方50个团的壮丁和武器装备，充实阎方的力量；5、日方将雁门关以南山西地区的政权，让渡给阎方。阎方则需要做到：1、阎锡山本人即刻通电，发表独立宣言，脱离重庆国民政府；2、将小船窝黄河渡口交给日方派军驻守；3、阎方营以上部队，必须聘请日本人担任顾问及指导官；4、阎锡山本人第一步需进驻孝义，日方将晋中政权交阎方接管。第二步需进驻太原，接管雁门以南政权。第三步进驻北京，与南京的汪精卫伪政府合作，阎锡山担任伪政府副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5、此后根据形势和需要，阎锡山还要组建“华北国”。这个协定，在政治上标志着阎锡山已完全堕落成为与汪精卫同流合污的日本侵略者的走狗。
当然，尽管协定签订了，阎锡山还是按他的习惯打小算盘，用骑墙敷衍的办法，尽可能先取得实利。他并没有按照协定匆忙行动，而是一心想得到日军提供的武器装备，先扩大实力。在武器装备没有到手之前，他采取拖延的策略，也找借口不实施自己的行动。这样拖延了一段时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客观上，阎的投降日寇的嘴脸也就未能完全暴露在国人面前。
蒋介石察听到了阎与日军勾结的消息，担心二战区脱离控制，会分散和削弱国民党的力量，不利于反共事业，忙派阎的老部下徐永昌和贾景德由重庆来到克难坡，面见阎锡山。要求对日求和，只可从缓，并不要单独进行。阎锡山于是借机提出“补给问题”，声称“二战区环境恶劣，补给困难，如政府在经济上不大大予以接济，则必将在日军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下遭到毁灭。”蒋介石只好答应给予补助，增加军费，且同意为了共同防共，仍可与日本人保持联系。而此前，中共代表王世英也面见了阎锡山，转达了中共对形势和降日问题的观点，严正表明：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原则是，“谁投降就打谁”。阎锡山受到这些力量的挤压，也不得不暂时收敛一下对“亚洲同盟”的热情，将派驻太原的代表赵承绶召回，使出他惯用的脚踩两只船的策略，决定暂且静观时局的变化，并对外辩解说，与日军来往只是策略，并不是投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急于稳固华北，以便抽出兵力南下，更加重视与阎的勾结和交易，对迫使阎锡山早日就范，采取了新的策略。1942年1月，日方提出要举行首脑会谈，并将双方要完成的行动明确开列出一份清单，不给阎方再含胡其辞的余地。日军的清单是：步枪三万支，分两次拨给；军费，孝义会见时先付联银券1200万，阎锡山发表宣言后，每月付法币2000万；其余粮秣问题待阎到太原协商后，尽量给予方便。要求：一是阎锡山迅速驻孝义或隰县；二是立即实行孝义会见。阎锡山亲自复信表示拒绝，称：“只是此间环境及本身实有不得已的苦衷”，“现在骤然会见，不仅有碍于合作的前途，而且亦有碍于（晋绥军）目前的存在，成败是非都可能俱失”。显然，他已经看出一旦发表独立宣言，公开降日，势必陷入孤立境地，成为全国民众唾骂讨伐的对象。他的存在就成问题了。
日军见软的诱惑不成，便来硬的。3月，制定“对晋绥作战计划”，对晋绥军阵地进行炮击和进攻，并提出，关于首脑会见问题，阎方必须于4月4日前答复，否则，以往所签的协议一概作废。阎锡山害怕了，又派赵承绶为代表，赴太原与日军重开谈判。日酋花谷正毫不客气，盛气凌人地说：“阎锡山诡诈多端，曾骗遍了中国的军阀，难道还想骗日本皇军不成？你代表不了阎锡山，我们非和阎锡山亲自面谈不可。”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阎锡山一是急于从日军那里得到好处，二是终究害怕日军翻脸，于是双方商定：5月5日，在安平村会见。
晋西黄河边上一个小山村，原名南坪，阎锡山嫌其与“难平”谐音不吉利，便改为安平。确定在这里会面，阎锡山也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