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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言，私人占有财产是理所当然的。与此同时，他还描绘了一幅共产主义发展后的可怕图景。“如果不予以阻止，布尔什维克主义将完全改变世界的面貌，一如基督教先前之所为……倘使这个运动继续发展，从现在起300年后，人们不只会将列宁看成是1917年的革命家，而且会像供奉菩萨一样崇拜列宁。”他说，经济萧条使数以百万计的失业者和被剥夺的德国人走投无路，他们希望从共产主义者那里找到解除困苦的答案。这是德国今天最迫切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靠经济法规，而是靠政权。纳粹党，也只有纳粹党，才准备并愿意阻止红色潮流。没有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就不再会有中产阶级；有了它，国家才能统一，才能复兴。
希特勒的讲演效果从未这样好过。他交替使用了感情和逻辑。一会儿他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可怕图景和曾给他们带来安全的制度的结束来恐吓听众；一会儿又求助于他们的自私：假使要让自己的工业生存和发展，他们就需要一位独裁者为政府掌舵和领导德国，最终使德国重新获得其世界强国的地位。听众预感到了50年来的成就和所获财富化为乌有的情景。于是，许多人回到家中后便准备捐款予他——一位答应拯救他们的人。
（2）
2月中旬，兴登堡宣布再次竞选总统。这就迫使希特勒摊牌。很明显，要竞选，纳粹党就得推选候选人，而只有希特勒才有这个现实的机会。即使如此，他还下不了决心。“我知道我会上台，其它人全会失败。”一次他对弗兰克说，“我将自己看作总理，也一定会当总理。我未将自己看作总统，也当不上总统。”他的犹豫不是假的。他整整摇摆了两个星期，后来还是戈培尔说服了他。接着，他便迅速地取得竞选资格。他通过纳粹内政部长（在不伦瑞克）的斡旋，取得了德国公民籍，还当上了该州的议员。次日，2月27日，希特勒正式宣布，他将于15天后参加总统竞选。
经济危机和政治怨恨，几乎把德国变成了战场。“柏林处于内战状态”，克里斯多弗·伊舍伍德写道：“仇恨刹时从天而降，时时处处均在爆发：在街头巷尾，在大小饭店，在电影院，在舞厅，在游泳池；在午夜，在早餐后，在中午。有刀对刀的，有刺环或啤酒瓶对棍棒的，也有椅子腿对镶铅棍棒的；子弹射穿了广告牌，从厕所的铁房顶上弹了回来。”
仇恨像瘟疫一样在全国扩散。经济危机的受害者把矛头对准了比他们幸运的人。被迫关门大吉的小店主们诅咒大百货商店；数以百万计的失业者对仍有工作者和“老板们”仇视；数以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发现前途被堵，把绝望情绪发泄在各类用人单位上。经济危机几乎打击了每个阶层。农民之税收负担，如牛负重，而农产评价格又低。他们鄙视城里人；而数量庞大的失业“白领”，又嫉妒农民——他们有庄稼可收。在许多大城市里，失业工人成群结队地在郊区风餐露宿。在街头巷尾，乞丐比比皆是；至大选时，登记在册的失业者全国已达600万——还有数百万人只有临时工作，或不愿去登记失业。
在众多因经济崩溃而受打击的人看来，出路在阿道夫·希特勒身上。由于希特勒从未向魏玛政权妥协，且开诚布公地反对凡尔赛条约和赤色威胁，尽管谣言四起，说希特勒与工业资本家来往甚密，他们也满不在乎。他的口号非常简单：“为了自由和面包。”在全国的一起混乱中，他有如中流砥柱，坚持为德国找到一条最佳出路。兴登堡到处立起牌子，号召选民们念他先日之好处：“他曾相信你，你现在相信他。”戈培尔则用“尊敬兴登堡，选举希特勒”予以反击。
元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被打翻在地的中年人和理想主义的青年身上。他不辞劳苦，到处游说，号召这两种人起来，与他一起和各种用人单位作斗争。戈培尔冥思苦想出来的宣传运动，可说是具有创造性的杰作。没有张贴纳粹口号的墙壁是罕见的；用飞机向百姓散发传单；向尚有留声机的人们寄出了五万张宣传唱片；于晚间在公共广场上放映希特勒和戈培尔演讲的“有声映画”。然而，这项计划的核心却是令人累折腰骨的讲演日程。在3月上旬的十天里，希特勒和戈培尔几乎每天发表重要讲话，通常二次或三次。
与此同时，兴登堡营垒内阵脚大乱。他们一开始就闹分裂，人们又在嘀嘀咕咕，说总统的儿子奥斯卡秘密地成了天主教徒，还当了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分裂进一步加深。更加荒谬的是，有人攻击说，兴登堡的两个已步入中年的女儿，是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领导人。他们花在澄清谣言上的时间，比花在攻击希特勒之政策上的还多，而每次否认都使虚构显得像是事实。兴登堡的支持者们彼此争论不休，而兴登堡本人也未为争取选票作出多大努力。他只在选举前三天公开露面一次，且还宣称，他之所以同意参加竞选，是因为许多带不同政治色彩的德国人都劝他留任，以防止政权落入左派或右派的手中。
至3月13日，选举日前一天黄昏，投票结果表明，兴登堡占了希特勒的上风。像戈培尔一样的党内军人，对大选是满怀信心的：希特勒能登上总统宝座。然而，随着得票数字的距离拉开，他们也显得六神无主了。深夜过后一小时，局势已经明朗。兴登堡以700万张票之巨遥遥领先，离必要的多数只差35万张票。虽然在两个领导人之间仍需进行终选，但戈培尔相信：“取得政权的好梦已暂时作完。”
希特勒却不然。他与心腹们一起，坐在赫克咖啡馆里顽强地等候着。他急忙赶回“褐色大厦”，口述了一份声明，令国社党立即着手准备终选，不得延误。“首轮选举已毕，第二轮于今日开始。我得亲自出马，领导这一选举！”希特勒的沮丧情绪已一扫而光，与戈培尔一起，在一周的空隙时间内，对地方长官，国会代表和党报的编辑等，作了多次演讲，大大地鼓舞了斗志。凡出席讲演会者均相信，在下一次选举中，希特勒必胜。
终选的胜利却遭到了威胁。这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慕尼黑邮报》突然发表了罗姆与一心理专家之间的通信所致。从信中看，他们二人均有两种兴趣——同性恋和占星。在详细审查证据后，汉斯·弗兰克拒绝以污蔑罪对该报提出控告。此时，罗姆只好承认——狼狈地、拐弯抹角地承认，他是“两性人”。希特勒的律师勃然大怒，因为他历来认为，同性恋者是不热衷于追求刺激的。“现在呢”，弗兰克回忆道，“他却是个勇敢的、富有进取心的军人的典范。他脸上伤疤累累，走起路来昂首挺胸。从外表上看，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男人。”
长期以来，对罗姆的同性恋，希特勒漠然处之。在那个年代，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但是，在读完书面证据后，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火冒三丈，好一阵后才平静下来。“一团糟，多可怕！简直不是人！是畜牲！连畜牲都不如，是畜牲也干不出来的事情！”他问罗姆是否“糟蹋”过男青年或男童。律师回答说，找不到这种记录。希特勒这才又平静了些。“若有，那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只要是在成年男人之间——罗姆干的那种事。孩子们不是受害者？”弗兰克重又保证说，找不到一例。“喏，至少我们可考虑是否留他。假如他搞过男童，那就让上帝去惩罚他吧！那样，他就一定得走！”
罗姆的丑闻分散了希特勒的精力。但是，到终选开始时，他已将此事抛到脑后去了。与通常一样，他又是那样精力充沛，那样乐观。离终选只有一星期了。于是，他便决定用飞机代步，以便每天作三至四次讲演。
在此次讲演旅程中，他邀请了英国记者塞夫顿·德尔默与他作伴同行。尽管气候恶劣，日程又满，希特勒还是如期完成了计划。这给了这位英国记者深刻的印象。每到一个城市，希特勒都被崇拜他的女人们包围得水泄不通。在科布仑茨时，在火车的过道上，两位姑娘把希特勒拦住了。德尔默听见那两位姑娘歇斯底里地在元首的包厢里又哭又叫，希特勒却一声不吭。待德尔默步入包厢时，希特勒在那里发呆。他对德尔默视而不见，径自将窗帘拉在一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月台上的人群，“他的昏昏欲睡的目光变成了弧光，像探照灯一样，横扫左右，将所看到的人统统暴露在那两位姑娘在他身上激发出来的感情之下，与此同时，他也将这种感情投还人群中。”
在这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