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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看守监狱的楼上关着两名希特勒的同志。克里贝尔上校被关在8号牢房，“奥贝兰联盟”的领导人、兽医韦伯则被关在9号牢房。虽然希特勒天天都在抱怨铁窗，这里的生活还是过得去的。每天清晨6时，值夜班的狱卒下班，牢房门便可打开。希特勒穿好衣裳、洗好脸后便在等候（“他非常小心他的牙和嘴。这是因为在战时他曾中过毒气的缘故”）。一小时后，得到信任的犯人便在公共室内为政治犯开早餐——有咖啡和面包或稀饭。8时，院子和花园开门，允许犯人到那里去摔跤、打拳或练习双杠和跳木马。由于膀子有伤，希特勒“只好充当裁判。”
半小时后，犯人们便沿着又窄又长的花园散步。花园的一旁是监狱大楼，另一旁是一道20英尺的高墙。希特勒喜欢沿着一条砂石小路散步。他常与他的司机埃密尔·莫里斯一起，在这条砂石小道上来回踱步，口中叨念着刚写进日记中的政治理论问题。“有时候”，赫姆利希回忆说，“从前参加过冲锋队的犯人，一边走一边唱党歌。开始，我们对此未加注意，至少未予反对。后来，站在他们一边的犯人一同高声齐唱，影响了周围的安静，我们才予以禁止”。
上午10时左右，犯人被带回各自的牢房，然后便分发邮件。民族主义的许多组织和个人崇拜者寄来许许多多的食品包裹。希特勒特别盼望收到罂粟籽做的薄面卷——这是奥地利的一种特产，由国社党的一群女党员每星期送来。但是，韦伯医生回忆说，领袖把烤肉、香肠和火腿送给他的同伴们，特别是囚在一楼的伙伴们，“与他一起住在楼上的是精英分子。不错，即使在监狱里也分等级制度。在法律面前他们不平等，成了犯人也不平等。”
快到中午时，政治犯便在公共室内进午餐——通常是盛在一个罐里。其他人全站在椅子后等待，希特勒一进来，有人便喊一声“立正！”希特勒站在桌旁，“其他人挨个前来行桌礼”。他们很少讨论政治。希特勒通常与人聊的是戏剧、艺术或汽车。午餐后，他们常趁收拾桌子之机抽烟和闲谈15分钟左右。之后，希特勒便退席回房（在最高的一层楼），或看书看信，或写日记。下午4时左右是喝茶或喝咖啡的时间，地点还是在公共室。4时45分，花园门又开了，希特勒或独自，或与莫里斯一起散步一个多小时。6时，犯人各自在牢房内进晚餐——青鱼、香肠或色拉。有需要的还可买半升啤酒或*？萄酒。又运动或活动一小时后，犯人先在公共室内集合，然后才各自回房。晚10时熄灯。
有时候，希特勒也会改变他的作息制度，一吃完早饭便回房学习或会客。据很快便对希特勒崇拜得五体投地的赫姆利希回忆，他对他的同志们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由于他“具有军人的纪律性”，监内未出现过犯人集体大吵大闹的情况。
“他能指挥他们，对我们的工作和服务有很大帮助。”
通常，他“很高兴”，但一旦坏消息传来，他便“有点儿沉默寡言和焦急”。特别令他不安的是党内的争吵不休。纳粹党分裂成两派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而引起分裂的主要原因又是他对他的左右发的指示含混不清。罗森堡已加盟斯特拉塞尔，支持民间集团参加巴伐利亚州的大选。更有意思的是，在鲁登道夫的协助下，两人不但组成了“国家社会主义自由运动”，而且还列入了32人的候选人名单。
巴伐利亚的大选于4月首先举行，杂牌的民间团体意外获得了胜利，赢得了19。19万张选票，仅次于“巴伐利亚人民党”。这一胜利使戈林夫妇非常高兴。卡琳在奥地利给她父亲写信说：“……它也意味着对我们这些在外国生活的人的赦免。我真不敢相信，我高兴极了。这些日子来，我们的处境很困难。据我们估计，在北德，希特勒和他的党能得到更多的选票，希特勒最终必将上台。你知道吗，亲爱的父亲，我是多么相信他呀！他这人好极了，是个天才，我相信，他是上帝赐给人间的难得的天才！”
一个月后，全国的选举像预期的那样成功，新成立的“国家社会主义自由运动”几乎获得了200万张选票。34名候选人中，有32位——包括斯特拉塞尔、罗姆、弗德尔、弗里克和鲁登道夫在内——获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反对这一基本概念的希特勒，却是这次成功的主要因素。他在法庭上的演说，把“国家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介绍给了许多投票人。希特勒强有力的神情及其卓有成效地阐明的思想，给这些投票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为这次成功作出贡献的，还有其他更深刻、更持久的力量——在全国，爱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思想皆在发展。只是，通货膨胀虽然由于在全国实行了激烈的货币改革而得到克服，但失去了家庭和财产的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中的失业工人一起，对投票也不十分热心。
可以理解，选举并不令希特勒十分高兴。鲁登道夫将选举成功一事归功于自己。还有，由于他已获释，又可以为自己捞到资本。希特勒呢，一方面被迫加入鼓掌欢呼的行列，另方面又惧怕新的组织会将他的不合法的党吞掉。他的恐惧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当时，有一本小册子在各人民团体中流传。它虽然承认国社党人是人民运动的“开路先锋和先驱”，却又挖苦地宣称，“他们并不是救星”。这表明，希特勒的政治权力已受到了威胁。对希特勒而言，整个事件是一个痛苦的却又是宝贵的教训。他发誓，除非他确信自己有权加强自己的权力，否则，他永不采取这种立场。
希特勒又遭到来自自己营垒中的攻击。在起义后被查封的《人民观察家报》的办公室里，德莱克斯勒和弗德尔二人，正在开展反对希特勒的运动。“他们称希特勒为独裁者和带神经质的演员，并宣布，如果要重建党，就必须更严格地控制他。”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说。一天，德莱克斯勒在慕尼黑的一个小公园里碰见了汉斯·弗兰克，滔滔不绝地抱怨他们的被囚的党魁。“他耍阴谋诡计害我，不遵守所有的诺言，排挤我；现在呢，他又搞这个狂妄的起义，永远毁灭了党！”希特勒一旦重获自由，褐衣暴徒又会走上街头的。“德国未来的日子非常可怕。希特勒出卖了我。我到处反对他的原因就在于此。”
那年5月，库尔特·卢德克从国外募捐回来，发现地下纳粹党混乱不堪。“各派之间，各派内部，都在争吵。他们的敌对行动也不限于是私下里的丑闻——敌对各方竟在街头大打出手，根本不顾在吃惊的旁观者面前出丑，也不顾给自己带来的损失。”他从汉夫施坦格尔、阿曼和埃塞处获悉，罗森堡是党变坏的根源。但罗森堡的说法又是另外一套。他说：“他们攻击我，原因是我代表希特勒。希特勒虽然一筹莫展，他们却不敢攻击。若是铲除了我，他们便向最高领导前进了一步。”
卢德克决心亲自去兰茨贝格，向希特勒请示怎样采取最好的方法将危险驱除。根据卢德克的说法，希特勒宣布，党必须采取一条新的行动路线。党的前途不在于武装政变，而在于投票箱。“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最佳行动路线，因为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党内的争吵，希特勒似乎一点儿也不垂头丧气。“确实的，他对最后胜利充满了信心，连我自己的疑虑也解除了。他的情绪具有感染力。”然而，党的裂痕继续扩大。几星期后，斯特拉塞尔与鲁登道夫一起，建议为“国家社会主义自由党”奠基，建立一个统一的人民党，国社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加剧了党内的斗争，也迫使希特勒采取断然措施。7月7日，《人民使者》宣布，他已“放弃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在服刑期间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他请求他的追随者勿前来探视，因为他工作繁忙，且正致力于著作。”
在某些圈子里，人们猜测，希特勒以著书立说为借口，以躲避互相残杀的政治斗争。但是，早在被捕之前，他已在酝酿写一本《犹太史》。现在，他已有一更好的主意。这个主意一直缠绕着他，以致使他在政治上来个休假，以便将自己的想法付诸笔墨。除了在日记本里随时将想法记下外，他还向莫里斯口述。然后，在牢房的安静环境中，用从典狱长那里租来的打字机，吃力地用两个指头将手稿打出来。
赫姆利希看守回忆道：“当他一部分、一部分地写完后，便于晚间集会时向大家朗读。”这本书并不是都在良好的条件下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