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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乞丐到元首-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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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他发现了一个对那个地方同样厌恶的老战友。“士兵中最懒、最厚颜无耻的、不屑说,就是那些从未到过战壕附近的人”,希特勒当通讯兵时的同事恩斯特·施密特回忆说,“那地方满是懒汉懦夫。”约在两星期后,由于特隆斯坦战俘营(设在通往塞尔斯堡的途中,在慕尼黑以东约60英里),需要看守人员,希特勒便向施密特建议两人双双报名前往。看守组的成员大部分是“革命军人”。前来迎接的是一位军官。他下令站队,但士兵们引为笑谈:难道他不知道操练已被取消了吗?第二天,士兵中除几名曾在战壕里服过役的以外,其余全被运回慕尼黑。希特勒和施密特留下来了。

(6)

在柏林,极左派团体“斯巴达克斯团”(斯巴达克斯系一奴隶,反叛罗马人统治的领袖),在起义水兵的协助下,走上街头闹革命。这却不是慕尼黑式的有秩序的起义。到圣诞节前夕,首都已近无政府状态。其它城市也揭竿而起,但势头没有如此猛烈。在全德国,军事和警察机构开始崩溃。

由于权威的消失,一股新的势力突然兴*?——即所谓的“自由兵团”。这个兵团系由部队内的右翼积极分子组成,具有希特勒那种保卫日耳曼帝国不受赤色分子破坏的热情。

由出生于希特勒时代的德国的新一代组成的“自由兵团”,为采取今天的行动,曾有过两次准备。其一,是战前的青年运动,即所谓的“候鸟运动”。这些年轻人常穿起五光十色的衣服,到处游逛,以寻求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大都来自富裕阶层,鄙视从他们中产生出来的自由资产阶级社会。他们坚信,“父母的宗教信仰是虚伪;政治是吹牛和微不足道;经济是无耻和欺骗;教育是老一套和缺乏生气;艺术是淡而乏味又多愁善感;文学是虚假和商业化;戏剧是庸俗而千篇一律。”他们认为,家庭生活约束了人,且不真诚。他们也认为,两性关系,不管是婚内婚外,“贯穿着虚伪”。他们的目标是要建立起一种青年文化,以反对资产阶级的家庭、学校和教堂的三位一体制。

这些年轻人常围着篝火,席地而坐,在一个首领指挥下,高唱《自由战士之歌》。有时,他们或无言地注视着篝火,以寻找“林中信息”,或倾听某同伴朗读尼采或斯特潘·乔治著作中的激动人心的段落,诸如:“人民与至高无上的智慧渴望着人——行动!……也许,在你的杀人犯中端坐了多年,在你的狱中昏睡多年的某个人就会一跃而起,完成这一行动!”

他们靠神秘主义而昌盛,在理想主义驱使下,渴望行动——任何一种行动。

行动,他们在大战中找到了。也许,这就是他们,与希特勒一样,坚信祖国的事业之正义性的原因。战场生活,使官兵关系更加密切,形成一种共患难同流血的手足之情。士兵们对领导他们进行交手搏斗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他们而言,他不是指挥官,而是元首!而他们是他的同志!他们对他盲从,如有必要,可跟他下地狱。”他们一同在前线缔造了迄今为止德国尚不存在的民主关系。几英里长的战壕,与世隔绝,事实上成了“以火焰作墙的修道院”。

这些前线来的同志,这些旧日的“候鸟”,与希特勒一样,觉得投降是耻辱,对国内阵线不信任,因为它正在堕落为布尔什维主义。军方曾在报上和路牌上宣布“斯巴达克斯团”的危险尚未消除,号召士兵们起来,加入“自由兵团”“阻止德国变成全球的笑柄”。对此,老兵们会热烈予以响应,这就可以理解了。

正当这支不法的部队在组建时,“斯巴达克斯团”,在许多柏林人的赞同下,也在夺取柏林。他们控制了许多公共设施,交通运输,以及兵工厂。1919年1月3日,处在绝望中的埃尔伯特政权解除了警察局长的职务,原因是他同情“斯巴达克斯团”,不久前还支持水兵叛乱。此时已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斯巴达克斯团”,为了进行报复,公开号召革命。柏林的工人热烈响应这一号召。6日上午,20万身背武器打着红旗的工人,从亚历山大广场出发向荻埃尔加登集结。寒冷与大雾并未使他们的情绪低落。他们将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前进报》的工作人员以及乌尔夫电讯局的工作人员抓来。总理府大楼也被愤怒的人群包围——埃尔伯特及其同僚就躲在里边。

到次日上午,共产党人已端坐在布兰登堡大门上的雕像旁。在文特登林登,在科尼希大街,在萨洛登伯格大街,他们的步枪已是铺天盖地。除有战略意义的火车站已被占领外,政府印刷大楼和波佐酿酒厂也被占领。不到24小时,市内主要建筑物仍在政府手中的已是寥寥无几了。

若不是“自由兵团”干预,柏林——最终是全德国——恐怕已陷入共产党之手。不到一周,部队从城外开来,将赤色分子的抵抗中心一一粉碎。“斯巴达克斯团”的领导人,包括身材娇小的“红色玫瑰”罗莎·卢森堡在内,被捕并惨遭杀害。

在“红色玫瑰”死后4天,新共和国举行了首次全国选举。那天是星期天,天气晴朗而寒冷。自德国有史以来,妇女首次被允许参加选举,在3,500万选民中,3,000万人为国民议会的423名候选人投了票。结果虽令人惊奇,但在预料之中。表面上假装不要,实则希望霍亨佐伦卷土重来的两个右派政党,得到了约15%的席位;赞同实行共和的两个中间派政党,与埃尔伯特的“社会主义多数派”一样,得了40%的席位;极左派“独立社会主义者”仅得席位7%。选举的结果,既是反革命的胜利,也是赞成共和的胜利。它注定是社交性质的。

因为刀枪林立的柏林不安全,首都西南150英里外的魏玛便成了国民议会的所在地。这个选择有文化上的原因,也有地理上的原因,因为魏玛是歌德、席勒和李斯特的故乡。2月6日,国民议会在新国立剧院举行会议。会议没有霍亨佐伦王朝开会的那种豪华气派和仪式。没有乐队,没有马队,也没有耀眼的制服。

5天后,一个工作政府成立了,埃尔伯特凭多数选票被任命为帝国的第一任总统。他任命了一个总理大臣,由总理大臣组阁,由意志坚强的诺斯克(他称自己为“警犬”)出任国防大臣——这是最有意义的选择。这意味着“自由兵团”在魏玛共和国的支持下,将开始活动并继续保卫国家,不致使它赤化和产生暴乱。

(7)

巴伐利亚人讨厌普鲁士人及其一切事物,这是个传统。因此,慕尼黑对魏玛所发生的一切,大都置之不理。对埃尔伯特政权企图在全德国建立民主的尝试,慕尼黑市一个世人尚未认识的知识界领导人奥斯瓦尔德·史本格勒嗤之以鼻。

1918年春,这个既厌世又厌恶女人孤单而又贫困的光棍,终于出版了《西方的衰落》一书的第一卷。书篇虽尚未出来,但书已在全德国产生了影响。“与1789年的法国人一样,在不幸中我们必须走到底。我们需要一种惩罚,与之相比,4年来的战争根本算不了什么惩罚。”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到头来,恐怖必将如此之激动和失望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致像拿破仑之独裁一样的独裁竟被大家认为是救星。”

自认是为政治而生并必然从事政治的希特勒,此时正准备返回慕尼黑。由于特隆斯坦战俘营即将关闭,他与施密特同时被分配在第二步兵团,该团兵营设在施霍宾。另一个有同样理想的同志已经在慕尼黑扎根。此人叫阿尔弗莱德·罗森堡,是个疯狂地反犹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爱斯托尼亚人。他是取道俄罗斯前来此地寻找其真正的家。与希特勒一样,他也是画家和建筑师;与希特勒一样,他比土生土长的德国人更日耳曼化。他离开故土的目的是要为自己找到一个祖国。另外,他决心警告他的祖国要谨防曾破坏他的故土的布尔什维克恐怖,并为祖国不致落入犹太共产主义之手而斗争。

当他听说有位名叫埃卡特的德国作家与他有许多共同观点时,罗森堡便决定前去结识这位作家。底特里希·埃卡特——诗人、剧作家、咖啡室知识分子——是个身材高大魁伟,头顶发秃的怪人,他常在咖啡馆和平酒厅出没,同样喜欢喝酒和议论。他是巴伐利亚国王的参事的儿子(曾因“神经有病”作过某医院的病人),因而有机会打入古老贵族的圈子。

他古怪放荡,多少有点天才(他译的《贵族晋特》一书,译文出众,被认为是标准译本)。他亲德,反犹。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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