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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又似乎无法克服;进建筑学院需要建筑学校的毕业文凭,而进入建筑学校又要普通中学的毕业证书。他有决心取得成功,但种种困难又令他沮丧。于是,在尔后的几星期内,他的生活毫无目的,只关在小屋内看书;晚间则去看戏,或在街头转来转去,欣赏街头建筑。
在乌法尔,克拉拉·希特勒已生命垂危。邮电局长太太连忙飞书阿道夫。他急忙赶回。10月22日,他再访布洛克医生。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医生说,必须采取激烈的治疗手段。克拉拉的手术似乎已为时过晚。“病毒已转移至肋膜。”布洛克医生继续说,治疗的方法不仅危险——伤口需上大剂量的碘酒——而且花钱也极多。阿道夫对花钱多少毫不在意,同意先向布洛克医生支付碘酒钱,治疗费则随后付清。
阿道夫突然出现在家里,使库比席克吃了一惊。阿道夫脸色惨白,双目无光。在向库比席克说明何以从维也纳回来的原因后,希特勒破口大骂做医生的。他们怎敢说他母亲已不可救药?只不过是他们无能罢了!他说,他要呆在家里侍候母亲,因为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马上就要生第二个孩子了。库比席克对阿道夫之未提及斯特芬妮觉得奇怪。在此后一段时间内他也未提及她。他“已全神贯注”在母亲的病体上了。
到11月6日,克拉拉几乎每天都得用碘酒了。上碘酒的过程是很痛苦的。首先要将纱布泡在碘酒里(它具有令人恶心的、久久不散的“医院里”的臭味了,然后将它叠好,敷在伤口上。不光是碘酒浸入肌体时疼痛难忍;一旦它进入内脏后,病人便不能吞咽。克拉拉的喉咙干得冒火,但又不能喝水,因为任何液体尝来都像毒药。
希特勒不但全心照料母亲,还要与邮电局长的老婆、保拉和约翰娜婶婶分担家务。克拉拉被安置在厨房里。因为那里才全天有火。碗橱已被抬走,换上了一张卧榻。阿道夫就睡在这里,以便随时照料老母。白天,阿道夫还要帮忙做饭;希特勒太太骄傲地对库比席克说,她的胃口从未这么好过。一说到这些,她的苍白的脸便泛起血色。“儿子回来后的快乐,以及儿子对她的无微不至的照料,使她那饱经风霜的、毫无笑容的脸大大改观。”
在此后寒冷而潮湿的日子里,库比席克简直不敢相信希特勒身上所起的变化。“没有一句粗话,没有一点怨言,不再粗暴地坚持要自行其是。”阿道夫“只为母亲活着”,甚至接管了家庭,当了家长。保拉在校成绩不好,他就会斥责她;一天,他让她发誓,日后要做个勤奋好学的学生。希特勒的这些非其本人的表现使库比席克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希特勒或许想在母亲面前有所表现,以表明他对自己的缺点已有所醒悟。”
只要醒来,克拉拉就痛苦万分。“她很能忍耐,”布洛克医生回忆说,“不屈不挠,毫无怨言。但,这却折磨坏了她的儿子。看到母亲脸上痛苦的表情,他脸上也很痛苦。”12月20日晚间,库比席克发现希特勒太太靠着阿道夫坐在床上以减轻痛苦,她嘴唇紧闭,双眼深陷。希特勒朝他的朋友打了个手势,让他离开。他刚要走,克拉拉便小声对库比席克说:“库斯特尔。”通常她是叫他库斯特尔先生的。“我不在时,继续做我儿子的好朋友吧。他没别人了。”
到了午夜,很明显,她的末日已经来临,但全家决定不再去打扰布洛克医生。因他已无法帮助克拉拉了。12月21日凌晨——据希特勒说,是在点燃的圣诞树的光茫照耀下——她安静地离开了人世。天亮后,安吉拉把布洛克医生叫到家里,以签署死亡证书。他发现阿道夫坐在她的身房,脸色惨白。在一本速写本上画有一张克拉拉的像,这算是最后的记忆。为了减轻希特勒的痛苦,布洛克医生说,在这种情况下“才是救星”。但此话并不能安慰希特勒。“在我的整个生涯中”,曾经目击过许许多多死亡情景的布洛克医生回忆说,“我从未见过有谁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悲痛的。”
第二章 “生活就是我的学校”
1907。12—1913。5
(1)
1907年12月23日早晨,天气潮湿,大雾弥漫。盛在一口“坚硬、光滑、四周用金属镶紧的木棺”里的克拉拉,被抬出了布鲁登加斯9号。灵车沿着泥泞的街道,缓缓地朝教堂驶去。在举行简短的仪式后,小小的送葬队伍——一辆灵车和两辆客车——又缓缓越过多瑙河,翻过一座山,朝里昂丁驶去。遵照她的遗愿,她被安葬在丈夫的身旁,名字则刻在丈夫的墓碑上。全家人披黑,默默地站在雾茫茫的坟场里——离他们先前住过的舒适的小屋不远。阿道夫身穿黑大衣,手托一顶黑色高顶帽。库斯特尔觉得,他的脸色更苍白,“严峻而镇静。”
对希特勒一家而言,圣诞之夜是悲哀之夜。为付医药费,全家正式拜访了布洛克医生。医药费共计359克朗,其中59克朗已预付。这笔款项确实不小,约占克拉拉资产总额的十分之一,但又很合理,因为它包括了77次问诊(到家或在办公室)和47次的治疗费用(大部分治疗都用了碘酒)。余额是在感谢声中付清的。说话的都是姐妹俩,阿道夫穿着一套黑色外衣,领带打得不紧,双眼盯着地板,一撮头发披着前额。后来,他抓住医生的手,目光直落在医生的脸上。“我将永远感谢您”,他一边说,一边深深鞠一个躬。“不知道今天他是否仍记得这一情景,”35年后,布洛克医生在他的《煤矿工人》一书中写道,“我确认他仍记得,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阿道夫·希特勒恪守了他的诺言。他给我的好处,我觉得,在全德国和奥地利,他都未给过任何一个别的犹太人。”
当日,拉波尔一家邀请阿道夫和保拉到他家过节,但阿道夫拒不接受邀请。他对姐夫里奥觉得越来越不安,因为姐夫抓住一切机会劝说他放弃当画家这个愚蠢的梦想。他对库比席克说过,事实上所有亲戚都在纠缠他,他才逃到维也纳去。他一定会成为画家的,他要向心胸狭窄的家族证明,正确的是他,而不是他们。
他也同样坚决地认为,库比席克应离开他父亲的装璜商店去当职业音乐家。前一年秋天,库比席克一家曾反对让库斯特尔到维也纳去。尽管如此,希特勒仍旧话重提,又恳求又争论,用维也纳的美事——歌剧、音乐会,还有学音乐的无穷无尽的机会——去激发库斯特尔和他母亲的想象力。要说服库比席克老先生就更困难了,因为他把阿道夫看作是“一位连学校都考不上的小伙子,把自己看得过高,学不了手艺。”但是,即使是这个年龄的希特勒,其说服力也是异乎寻常的。讲究实际的父亲于是便答应让儿子到首都去试一个时期。说服了他的论点之一是,库斯特尔将与一个真诚学艺术的学生住在一起。
为了将去维也纳后永不再回来的决定告诉他的监护人,希特勒再次去了里昂丁。这次,没有一点儿争论。梅洛福先生虽然有点勉强,却也满口答应——他对女儿说,这样做是他的责任。此后几星期,阿道夫与安吉拉和约翰娜婶婶住在一起,将家事作了最后的安排。至此时,所有债务均已清算完毕,包括丧葬费370克朗在内。阿道夫也谢过了各位邻居,感谢他们在他母亲病中所给予的帮助。他尤其感激邮电局长夫妇,还赠给他们一张自己画的画。一切债务还清后,由于克拉拉生前省吃俭用,其遗产尚能结余3000多克朗。由于安吉拉承担了照料11岁的保拉的责任,她所得到的有可能超过三分之二。后来,小阿洛伊斯·希特勒告诉他的儿子,他曾说服阿道夫“将他们应得的遗产转给女孩子们”,因为拉波尔一家缺乏资金,阿道夫立即将他那份给了安吉拉,阿洛伊斯则将他的给了保拉。这如果属实,那末,阿道夫在维也纳开始其生涯的钱就很少了:孤儿津贴加他继承的遗产的剩余部分。
2月初,维也纳出乎意料传来消息说,有个邻居已说服了皇家剧院的舞台设计阿尔弗里德·罗勒教授,他已同意看看阿道夫的画,并为他的职业提出咨询。这大大鼓舞了希特勒。
也有助于他将家人的反对意见压下去。希特勒作出了去维也纳的计划。1908年2月10日,他填写了自己和保拉领取孤儿津贴的表格。三天后,表格被退了回来,还附来一份通知,说表格还应由他们的监护人签署。阿道夫把表格转给了梅洛福先生,但他未等津贴办公室的答复,便迫不及待地打点行装(包括衣裳、书籍和绘画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