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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伯庸
历史缝隙中的细节
小时候最崇拜的就是三国英雄，历数其中名将谋臣如数家珍。当时我深深地相信，“智”的最高境界是诸葛亮，“武”的最高境界是关云长，“勇”的最高境界是赵子龙，“仁”的最高境界是刘玄德，再加一个大反派曹操，余者碌碌，乏善可陈。
后来我发现，和我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一部《三国演义》，成就了几个经典角色，但同时也锁死了我们在三国时代的视野。自《演义》以降，举凡小说、评书、戏剧、丹青乃至后来的电视剧、电影，我们会发现，反反复复说的总是刘关张、曹刘孙、诸葛亮，讲的总是他们官渡之战、火烧赤壁、六出岐山的故事，仿佛整个三国时代除了这几个人、这几件事，就没有其他值得说的东西了。
《红楼梦》讲的是一个家族的兴衰；《水浒传》讲的是一个山贼团伙的传奇；《西游记》讲的是师徒四人的游记，都是微观视角。三国跟它们却不同，它描绘的是宏观的整整一个大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既有大人物的风云际会，也有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既有扭转乾坤的宏大叙事，也有个人奋斗的跌宕起伏。这些海量的细节填塞在大时代的骨骼之中，使之有血有肉，生动无比。
而我们关注的，往往是这个时代最宏观的部分，以及那几个时代的骄子。而其他更多的微观细节，则被忽略掉了，沦为无足轻重的背景。
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这也是这本短篇小说集的创作初衷。
三国并不是只有主角，还有许多配角和小人物。他们的故事同样精彩，只不过被埋于历史的夹缝中，不为人知罢了。我的任务，是通过文学艺术的手段，让那些配角走向前台，哪怕只是在短短几千字的篇幅里，也要绽放出如同主角般绚烂的光彩。
这几篇基于三国背景的小说并不是严谨的历史考据，也并非是单纯的文学创作。如果要把它强行赋予一个类别的话，它应该属于一种对历史的再想象。历史呈现给我们的，永远只是一些不完全的片段与表象，而在这些片段的背后和间隙究竟存在着什么，却拥有无限的可能性。
我的工作，是从一句微不足道的史料记载或一个小小的假设出发，把散碎的历史片段连缀成完整的链条。推演出一个逻辑可信的故事，让读者意识到，在他们所熟知的英雄们奋斗的同时，还有许多卑微的配角为了自己的理想或利益而挣扎着。这种“再想象”介于真实与想象之间，与其说是为了还原历史背后的真相，毋宁说是以历史片段为建筑材料，来构筑自己理想中的往事宫殿。
从一段史实出发，中间是最狂野的想象，但最终又可以落实到另外一段史实上，让首尾彼此应和。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无上的乐趣。
比如《官渡杀人事件》，它的核心是官渡之战期间发生的谋刺曹操事件，这是一件真事，但在史书上的记载非常简单：“时常从士徐他等谋为逆，以褚常侍左右，惮之不敢发。伺褚休下日，他等怀刀入。褚至下舍心动，即还侍。他等不知，入帐见褚，大惊愕。他色变，褚觉之，即击杀他等。”这起足以改变历史的刺杀事件，根本没人知道，如果不是陈寿顺手记下来，早已被人所淡忘。当我看到这段史料的时候，忍不住浮想联翩，想象刺杀曹操的徐他，是怎样一个人？他为什么要刺杀曹操？刺杀的准备又是如何进行的，会不会有在水面下悄无声息却惊心动魄的激烈交锋？
再比如《孔雀东南飞》，它是一首中国古典叙事长诗，历来传颂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注意过，这首诗的序言里说得明白，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汉末建安中”，简简单单五个字，就把这个悲剧的爱情故事与三国前期那波澜壮阔的群雄争霸联系到一起。那么，两者之间究竟会有怎样的联系？焦仲卿和刘兰芝的悲剧，是否还有背后的隐情？哪位三国名人和他们能有来往？这都是一个小说创作者所感兴趣的细节。
还有著名的“马谡失街亭”。演义里说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史书里却给出截然不同的答案：马谡是死在了监狱之中。那么这个矛盾的背后，代表了诸葛亮的什么心思？马谡的结局到底是什么？街亭是否有什么不得了的真相被掩盖住了？我很想替古人担忧一下。
这些三国的配角们就在这样一连串的刨根问底中逐渐活跃起来，在大时代的阴影下演绎自己的一段人生，让这个时代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完全。
在这篇小集子里，还附有《三国新语》若干则。它在体例上模仿《世说新语》，利用三国的一些史实轶事穿凿附会，嫁接翻转，聊为一乐，不要当真。
马伯庸
2012年11月
街亭
第一章 街亭败战
一阵清凉的山风吹过，马谡（sù）拍了拍胯下的坐骑，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对于习惯蜀中温湿气候的他来说，这种陌生的气候虽然感觉很惬意，但仍会让他的身体产生一丝微妙的不适。这种不适既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
湛蓝色的天空没有一点云彩，阳光十分耀眼。从山岭的这个高度回头望去，远方是绵延逶迤的秦岭山脉，起伏不定的山脊仿佛一条藏青色的巨龙横卧在这雍凉大地上。
在马谡的身后，是两万一千名蜀军士兵，他们三人或四人一排，排成一条长长的纵队穿行于狭窄的山路之间。士兵们各自扛着手中的武器或旗帜低头急行，比起指挥官的踌躇满志，他们似乎更加专注于脚下的道路。以这种速度在崎岖山地急行军却仍旧可以保持队列的整齐划一，足以显示出这支部队良好的素质。
在队伍的前头飘扬着两面大纛（dào），一面写着大大的“汉”字，一面写着大大的“马”字；两面旗帜就像它们所代表的主帅一样踌躇满志，迎着风在空中飞舞，金线绣成的穗尖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忽然，一骑斥侯出现在队列的正前方，负责前哨的裨将李盛迎上前去问了几句，立刻策马来到马谡身边，对他汇报道：“马参军，前面斥侯回报，已经看到断山了。”
马谡“唔”了一声，点了点头，做了一个满意的手势：“照目前的速度，日落之前就可以抵达街亭，很好，按现在的速度继续前进。”
“是，那么斥候还是在队伍前三里的范围内活动？”
“把巡逻范围扩大到五里。要接近街亭（现甘肃平番县北）了，守军数量还不清楚，谨慎点比较好。”
李盛说了一声“得令”，刚拨马要走，又被马谡叫住。
“前军多打起几面旗帜，我要叫他们早早发现我军的存在，然后望风而逃。”
说到这里，马谡的嘴角微微上翘起来。他尽量不动声色地下着指示，想使自己看起来更加镇定自若；不过内心的激动始终还是难以压抑，一想到即将到达的街亭，他的白净脸色就有些微微泛红，双手习惯性地攥紧了缰绳。
马谡的激动不是没有理由的。长久以来，虽然他一直受到诸葛丞相的格外青睐，但始终不曾单独指挥过一支一线部队。这个缺憾令马谡在蜀汉军界总无法获得与其他将领一样的尊敬。很多人视其为只会对着地图与文书高谈阔论的高级文官，这让以“智将”自居的马谡耿耿于怀。
军队与庙堂不同，它有着自己的一套独特哲学与道德评判。这是个经常要跨越生死的团体，务实的思维模式使得军人们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只会看那个人做过什么，而不是他说过什么。这种评价未必会见诸于正式公文，但其无形的力量在军队中比天子赐予的符节更有影响力。一名没有实绩的军官或许可以在朝廷获得褒奖，但绝不会得到同僚与下层士兵发自内心的尊敬与信赖，而这种信赖在战争中是至关重要的。
马谡对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也正因为如此，让他变得格外的敏感。别人的眼色与窃窃私语总令马谡如芒在背，先主去世前一句“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给他带来的心理阴影甚至抵消了诸葛丞相的褒奖。马谡是如此迫切地渴望出战的机会，他太需要一次胜利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了。
终于，他得到了这个机会，因为蜀汉的北伐开始了。
蜀汉的这一次北伐声势惊人，自从先主死后，蜀汉还从没组织过如此宏大的攻势。甚至追溯到高祖刘邦以后，两川都不曾对中原发动过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诸葛丞相从五年前开始就一直在为此筹划，现在时机终于成熟了。
建兴六年（公元228年）春，蓄势待发的蜀汉精锐军团完成了动员，北伐正式开始。近十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