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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在接到潘汉年有关两次谈判的汇报后，于11月22日致电潘汉年，指出：“恩来事忙，暂难出去。”“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①
①《迫蒋停止剿共是目前中心关键》，《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由于蒋介石对国共合作持顽固强硬态度，并且在军事上继续向红军发起一系列进攻，以潘汉年、陈立夫出面主持的国共合作第一轮谈判陷入了僵局。12月8日，中共中央致电潘汉年，指出：谈判显无速成之望，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之外，静待谈判结果。“我们愿意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①
①《周恩来传》第318—319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坚持原则，据理力争。这正是西安事变前作为中共最高谈判代表的潘汉年在谈判桌上所展现的风采。
但是，坚持原则，并不意味着关闭谈判大门。为了既坚持中共不作无原则让步的宗旨，又把国共两党的谈判继续下去，在这段时间里，潘汉年还与四）11的刘湘、广西的李宗仁、19路军的蒋光鼐、山西的阎锡山等各地实力派就中国共产党有关国共合作的政治主张广泛交换了意见，以求与他们共同推动蒋介石抗日。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倒退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著名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西安事变”震惊了全中国、全世界。事变使南京政府陷入了极度混乱。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讨伐”张杨，宋子文、宋美龄等人为保全蒋介石的性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时，潘汉年正在上海。19日和21日，他连续收到毛泽东关于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事变及向陈立夫提出五项合作抗日要求的指示。为此，潘汉年以中共谈判代表的身份，在沪宁两地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周恩来等在西安争取事变和平解决作了有效的配合。
就在事变发生不久，张冲受宋子文、宋美龄之托匆匆从南京赶到上海，向潘汉年了解事变真相；过后，宋子文又通过宋庆龄，向潘汉年了解中共及张学良、杨虎城对事变的态度。对此，潘汉年就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及张学良、杨虎城欢迎南京方面派代表到西安面商的意见一一向他们作了传达。接着，潘汉年又根据中共中央19日的指示，从上海抵达南京，与宋氏兄妹进一步落实赴西安谈判之事。在赴南京途中，考虑到当时南京政局的动荡，为避免遭到亲日派何应钦等人的阻拦及破坏，潘汉年没有按常规在南京下关车站下车，而改由尧化门小站下车，然后乘车进城住进事先约定的宋子文家中。在南京，潘汉年再次向宋氏兄妹陈述了中共中央及张、杨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并建议请与蒋介石、张学良均保持良好关系的澳籍顾问端纳陪他们共赴西安。同时，潘汉年又去见了陈立夫，向他转达了中共中央有关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
在弄清了中共及张、杨有关事变的态度后，22日，南京方面正式派宋子文、宋美龄为谈判代表赴西安面见张、杨。此时，西安方面的各派政治力量在周恩来的艰苦说服下，基本上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12月23至24日，蒋方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西安方面代表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就周恩来提出的中共和红军的六项主张进行谈判，最终达成协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协议是达成了，但要蒋介石履行以人格担保的协议却非轻而易举。当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于26日安全抵达南京后，他“履行”协议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将张学良扣压起来，接着又派重兵进逼西安，摆出讨伐之势。刚刚出现的和平局面，一夜之间即被浓重的战争阴影所笼罩。
为缓解西安事变后出现的紧张局势，维护和平，1937年1月亚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指出：南京的进军，仅有利于政学系及日本，对民族国家及国民党则是“极大损害”了共产党与红军坚决站在和平解决国事立场上，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哲生、冯焕章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①并嘱潘汉年“本此方针”，速与陈立夫先生接洽。1937年1月5日、6日，毛泽东又连电潘汉年，告之周恩来在西安与蒋介石、宋子文商定的具体内容，指示潘汉年迅速在上海找宋子文接洽，弄清南京政府近日的变化，并要宋子文实践诺言。②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电潘汉年，指示他向蒋介石接洽“和平解决后不再发生战争”问题。③
①《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355页。孙哲生即孙科，冯焕章即冯玉祥。
②《要蒋、宋实践在西安所商定之条件》，《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③《要求蒋介石具体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发生战争》（1937年1月21日），《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0期。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37年1月至2月初，当周恩来为维持和平局面在西安彻夜不眠，运筹帷幄时，潘汉年为落实蒋介石离开西安时以人格保证的协议也奔波于西安、南京、上海等地，并就撤军、红军驻地、给养、西路军等问题与国民党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谈判，配合周恩来最终基本解决了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南京停止对西安的军事进攻，国内和平局面得以最后奠定。
考虑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继续进行国共两党的谈判。周恩来的出面，标志着国共合作已从最初的接洽、联系、短兵相接的交锋，进入了实质性启动的新阶段。在以后历时7个月的谈判工作中，周恩来以一个政治家的杰出才能，扫除重重障碍，促使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
在1937年2月后的国共历次谈判中，潘汉年陪同周恩来参加了3月的杭州谈判。这次谈判在两党合作、红军改编及经费问题上均取得了一些进展。会议结束后，潘汉年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就上述问题又与陈立夫、宋子文进行了多次协商谈判。至此，潘汉年作为国共谈判代表的工作告一段落。
从1936年下半年至1937年上半年，潘汉年先后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及中共中央的派遣，以中共谈判联系人及谈判代表的身份，与国民党进行了将近1年的有关两党合作的接洽、联系与谈判。潘汉年以其出色的工作，使中共中央及时掌握了国民党方面对合作谈判的政治态度，从而制定正确的谈判方针。同时，潘汉年又以其既坚持原则，又留有余地，张弛结合的谈判艺术，最终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程，为贯彻党的团结抗日方针作出了积极贡献。
4。5 毛泽东、周恩来有关国共谈判给潘汉年的电报摘录
文广祖
潘汉年作为国共谈判的联络和代表，奔波于上海、南京、西安、保安等地。在这期间，他和中共中央随时联系，并得到中央负责同志及时的指示。这里，我们展示毛泽东、周恩来给潘汉年的部分电报，从中既可看出中央对潘汉年的谈判十分关心，作出具体指示，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央如何倚重潘汉年担当这一重任。
（一）毛泽东
致电潘汉年：同南京进行具体的进一步的谈判，以期在短期内成立统一战线，这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应于接电后7天内回到保安，领受新的方针，再以7天至10天到达南京开始谈判。
1936年8月25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张学良“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
1936年8月26日
致电西安刘鼎即转潘汉年，告以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方面的谈判代表已到，为了讨论整个统一战线问题及西南问题，请潘汉年动身回保安。
1936年9月4日
致电潘汉年、叶剑英：张子华①来电称，陈立夫赴宁数日可回，见了曾养甫，曾约恩来飞赴香港或广州会谈。我们答复：先停战，后谈判。看其复电如何再说。
①张子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局副局长。
1936年10月10日
同张闻天致电潘汉年，强调对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是，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并指出，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