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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了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经济特区——深圳，而这偶然很快就演变成了必然。
凤凰卫视财经评论员朱文晖认为深圳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主要来自两个原型：其一，1979年1月6日，中国交通部在香港的下属企业招商局向国务院提交报告，要求在蛇口设立工业区。这虽然只是一个企业行为，却从深层触动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它需要各方面的配套。其二，广东省在1979年初讨论在汕头和宝安建立“出口特区”的想法，建设深圳和珠海出口商品基地时，要求中央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给予广东充分的自主权，加快经济发展步伐。为此，邓小平指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第一个原型很快就在招商局“第29代掌门人”袁庚的主持下启动了。荆棘丛生的蛇口，第一个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第二个原型则在1980年3月24…30日，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托，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会议上提出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当年8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置“经济特区”，这就意味着深圳特区正式诞生。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丁说：“它的诞生，是炸开了当时经济体制的一个缺口，将深圳推向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的巨变源头开始，深圳梦开始起步。”
但是，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提及当时情况，却这样说道：“国家拿出3000万元的贷款专供开发深圳经济特区，这一数字的微不足道与日后开发浦东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可见，特区在当时纯属试验性质，中央政府对之并不抱战略性期望。”
这是一场梦想与现实的较量。深圳在“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口号下，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格言中，力图向世人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在这一过程中，深圳创造了很多个“第一”。
1980年，时任深圳市房管局副局长兼罗湖区建设工地总指挥骆锦星就在他的《敢为天下先，黄土变成金》的文章里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那时有香港人对我说，‘你们是捧着金饭碗没饭吃，英女王能把黄土变成金，你们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将黄土变成金？’”他被一语惊醒。于是盘算通过出租土地来换现金，但是，这一想法在当时无疑于一个深海炸弹，他翻遍了马列原著，希望找到社会主义理论支持，终于让他在《列宁全集》里查到这段话“……住宅、工厂等等，至少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有了革命导师的金玉良言，骆锦星也敢大胆去想了，于是，他支了这一招，就是采用补充贸易法：深圳出土地，香港投资商出钱，建城房子按比例分房子或分利。
当时，香港妙丽集团董事长、《天天日报》社长刘天就听说了这一消息，第二天就迫不及待从罗湖桥来到深圳。由于那时从香港到深圳还没有公交车，更没有出租车，情急之下，他找来一辆自行车让别人骑着，他则坐在后架上一路颠簸来到深圳市政府临时办事处。
双方在爽快的谈判之后，刘天就开发出了一个楼盘，那就是著名的“东湖丽苑”。第一期共有108套新房，他把房子的图纸设计出来后就开始在香港叫卖，仅三天，108套还在图纸上的房子就一售而空了。“东湖丽苑”的一炮成功，让深圳人大大开窍，他们很快拿出新方案，提出了收取土地使用费的思路，每平方米收土地使用费4500港币，这个地价仅相当于河对岸的香港的1/11。深圳用收进的数亿元钱削掉土丘、填平沟壑，开通公路，通电、通水、通邮政。从1980—1985年的5年里，深圳实际利用外资亿元，累计完成基建投资亿元，建成了一大批新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工程，初步形成了九个工业区，香港和国外商人纷纷涌进特区办厂、开公司。
老蛇口人常林石经常说：“这在当时可能是无意，但是在今天看来，这却是中国第一个商品房的雏形。”事实上，这只是当年深圳所创造的无数先例、“第一”中的一件而已，之后，深圳还创下了物价改革、企业产权转让、住房制度改革等众多“中国第一”。这些“第一”在常林石看来体现出的最大特点就是“放权”，在深圳发展早期，这点表现尤为明显。
正如《大道30》所总结的那样：深圳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教科书，比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为整个中国所提供的观念价值和制度价值。但是，常林石很遗憾，现在的深圳开始慢慢地失去了这些特点，很多改革都在原有的体制里面兜圈圈，制度创新没有突破，现在官员的行政级别和机构设置和内地已经没有任何差别，无特可言，当年深圳政府机构办事的雷厉风行现在已不是深圳特色，再往前走，还能走多久，还有什么问题没解决，需要考虑。
时至201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迎来了她的30岁生日。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大家最关心的话题是：谁能给深圳“第二次高潮”？因为就在深圳3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的背后，弥漫着一股焦躁不安和忧心忡忡的情绪，这是来自北京、广州和深圳的经济专家的一致判断。
从最直观的经济数据上看，让经济特区一直引以为豪的“深圳速度”近年来在国内已毫无优势可言。“天津近几年来的经济增长率每年均在16％以上，深圳的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大概是11％左右”，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谭刚坦言，“一个经济特区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来支撑，那么特区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就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了。”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宏观经济室主任党国英表示，当中国经济向世界全面开放之时，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央给予经济特区的优惠性政策优势已逐渐消失。“创造特区就是为了让特区经验给全国分享，总给某些地区特殊政策，别的地方还怎么发展啊？”党国英分析说，“从某种角度说，创办特区的初衷就是为了让特区‘不特’，让全国来学特区。在中国全面走向世界之后，特区‘窗口’意义下降，这块招牌现在已经不再包含多少政府资源。”
这是深圳不得不面对的尴尬，无论是最初的“战天斗地”，还是如今的改革动力弱化、改革精神淡化，实际上深圳始终都是一个参赛者的身份，习惯于为自己寻找一个“假想敌”，然后在竞争中，搏输赢。否则，这座城市就会失去了前进方向，甚至是发展的动力。“过去改革的主要动力很明显，那就是改变贫穷的状况，”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郭万达说，“现在深圳人均GDP超过1。3万美元，很快就成为世界级的发达经济区，那么未来深圳特区发展的动力在哪？”这是眼下，深圳最大的困惑，她被自己的“速度”绊住了。
传奇缔造者
万科的董事会主席王石在接受《城市中国》关于“深圳再生”专题采访时说：“归根结底，深圳的成功在于：制度因素。深圳能涌现出优秀新兴企业群体，更像是历史必然进程中的偶然事件，那样的制度环境，那样的机遇，已经不可再现。在未来，只有涌现出更多优秀的新兴企业，深圳才能证明自己，并昭示历史本身。”
1983年，任职广州一机关干部的王石辞去了公职，孤身一人奔赴深圳。那年头，能在国家机关里谋上一官半职是大多数人的目标。但是，王石却做了这样“离经叛道”的决定，而这一举动也有个新名词叫“下海”。
来深圳后，王石经历了一年的扑腾，也悟出了些许门道。1984年，他组建了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任总经理，利用特区在进口方面的优惠，“倒卖”起当时非常走俏的录像机，公司规模和利润急剧膨胀。1988年时，公司的净资产已经从1984年的“0”跃增至1300多万。提起这段发家史，王石也会很坦然：“在市场秩序和规则建立以前，成功的背后肯定是投机，是冒险……英雄莫问出处”。但是，王石的野心决不止步于昙花一现的暴发户，很快他就和同事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对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尽管遇到无法想象的阻挠和压力，公司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