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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蝶亿公关公司董事总经理王陵眼里，上海是奢侈品品牌登陆中国市场的首选。蝶亿公关作为国内承接最多奢侈品品牌推广和活动的公关公司，其发展成长的过程几乎就是国际奢侈品大牌进入中国市场的历史。王陵说：“上海这个城市的开放程度非常高，与国际接轨的程度在国内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家接受奢侈品的信息很快。而上海人的行为方式、办事风格也非常符合国际惯例。对奢侈品品牌而言，上海是他们最容易进入的城市。”
于是，淮海中路西段的798号到806号，一连开出数家名表店：积家、伯爵、卡地亚、万宝龙、豪爵（RogerDubius）、宝玑（Breguet）。2009年6月，古驰（Gucci）于上海钻石地段金鹰购物广场上高调开出2000平方米的中国旗舰店，这是此奢侈品牌在上海的第5家门店，也是在众多内地店铺中，第一家采用品牌创作总监FridaGiannini最新店铺设计概念的专门店。在古奇的销售系统中，能享受这一待遇的只有位于纽约、罗马、慕尼黑、香港和伦敦这些世界著名城市中的店铺。与此同时，LV入驻力宝广场、阿玛尼进入香港广场的消息也相继传出……
世界各大奢侈品牌抢占上海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正如王陵所言，上海这座城市和奢侈品之间，是王八看绿豆，越看越顺眼。他们彼此，深深相爱。
也许你会问，何谓“奢侈品”？
可拥有但非必需，这是所有权威英文辞典对Luxury（奢侈品）的一致定义。此词引申两重含义：“创造愉悦和舒适的物品”与“价格不菲的昂贵物品”。在西方文化中对商品有一条明确分界——“奢侈品”与“必需品”。就像今日中国的商品也有一条明显界定——“高档货”与“大路货”。综上归纳，对于“奢侈品”顾名思义地体现着高品质、高价格和非必需的特点。
显然，上海滩如此热衷于把自己打造成时尚之都、奢侈品的安乐窝，肯定不是因为其“非必需”的特点，而是相中了它的“高端”品质，以及价格。似乎当这些全世界最昂贵的货物出现在上海街头的橱窗里，这座城市就能与国际接轨了。
所以，上海迫不及待地于2006年举办奢侈品展。来自全世界的3000名富豪参会，胡润富豪榜上的内地富豪们有过半出席。这场“世界顶级生活体验峰会”，从英文MillionaireFair直译过来，展会的名字就是“百万富翁的盛会”。这里汇集了世界顶级品牌、艺术珍品、私人游艇和顶级世界珠宝，由于刘嘉玲、胡军、杨采妮等明星和众多富豪的云集，并不对外售票的开幕式的入场券竟然炒到了1500元的天价。为确保参会富豪和参展奢侈品的安全，光是保安费用就花去500万元人民币，展出3天，观者达1万人，门票收入700万元。展出的商品更是价值连城——2。5亿元的豪宅，2亿的珠宝以及50万元的狗项链……连名模孟广美都惊呼：“开始没想到是这样一个展览，所以没怎么准备就进去了，进去一看，那种感受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自惭形秽。”
如此奢侈的“上海”，究竟有几人消受得起，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答案了。但上海仍然在为奢侈品消费这根刺激百姓神经的“刺”而辩护：有媒体说，不能因为不少人看不起病、贫困孩子上不了学，就拒绝奢侈品。因为“奢侈品本身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取消展览只会失去与国际高端展出活动联系的机会。对上海奢侈品展予以猛烈批评，实在是用正确的枪打错了靶子。如果富豪的财富来源正当，谁也无法强求富豪按老百姓的标准去消费”。
不知，拥有这般渴望跻身“国际大都市”行列的热情，是上海的“进步”，还是这座城市里普罗大众的不幸。上海常住人口共1888。46万人（2008年上海市统计局数据），有多少人消费得起上述昂贵的生活？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更直观地比较一下：
2006年，美国人均收入为36276美元，而同年上海的人均收入为15641元人民币，约合2306美元。如果和纽约最富有的曼哈顿区相比，这种悬殊感恐怕更深刻。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纽约市曼哈顿区2007年第一季度人均周薪为2821美元，人均年薪接近14。7万美元。这就是差距——上海可以把纽约有的高级货都搬到自家屋里，贴得满屋子黄金，但代价是住在屋里的人必须为此支付更高的房租。
因为摆在面前的好处是赤裸裸的：高力国际发布2009年春季全球商铺报告，指出上海首次晋身全球商铺租金排行前50名；其中香港的优质街铺租金虽然同比下降了3。8％，但年租金仍达到每平方英尺1192美元（1平方米＝10。763平方英尺），这一租金水平在亚洲区内最高，在全球则排名第三；而上海南京西路商铺租金升至每年每平方英尺245美元，且从2008年第二季度开始节节攀升。
事实一目了然。赚钱，赚更多的钱，这就是这座“黄金屋”的最高目的。
所以，2009年7月，红火了7年的静安寺商圈的伊美时尚广场，闭馆装修。该购物广场于2002年建成后逐渐成为人气颇高的地下商场，一直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但有关人士认为其经营风格和商品种类与周边高端大气的商业氛围不符。为此，在将近300家商铺中，一些面向中年人群和学生族的商铺将被逐渐淘汰，而变身为面向白领人群的中高档零售商场。对于此番改造，不少市民担心，“静安小亭不在了，如果伊美也脱离平价路线，静安寺商圈会不会离大众越来越远呢？”
而这种担心也同样适用于上海本身，这座越来越高端、昂贵的城市，是不是离平民大众越来越远？也许某天一觉醒来，你悲哀地发现，这座昂贵的“黄金屋”再也无法让你诗意地栖居。
3。金融大都会
在中国作家中，有“上海记忆的追寻者”“海派文化阐述者”之称的陈丹燕，评价说：“上海在日益变成一个美国式的全球化都市，并恢复它从前的经济城市的拜金传统。这是我所不喜欢的。”
事实上，不管个人是否愿意。国务院于2009年正式批复，上海于2020年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发展目标的确认，这座城市将和资本、金融，更加密不可分。但是，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对这座城市以及城市里的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资金有其自身的局限。有些城市缺少内在成功的机制，在这些地方，用钱也买不来使一个城市成功的内在机制。更进一步说，在有些地方，钱会破坏产生内在机制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钱只能带来很大的祸害。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有了钱就能满足一些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资金能够帮助建立城市内在的成功机制。因为这些原因，可以说资金是一股强大的势力，既能造成城市的衰退，也能促使城市的再生。但是，有一点必须要弄明白，不是资金能不能到位，而是它是怎么来的，目的是什么，所有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显然，如何赚钱并花钱，是上海需要不断学习的本领。
只是，在很多看似美好的建设成就背后，可能已经存在了诸多问题。
1949年以前，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多功能经济中心，是与西方联系最广泛、最密切的中国城市。1949年以后，前30年上海是中国的工业中心、商业中心，是除了北京以外的政治重镇和文化中心。1978年以后，特别是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走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
然而正是这次浦东的大规模开发，被《建筑上海》一书的两位作者爱德华·丹尼森和Guang Yu Ren认为是“一个被错失的巨大机遇”。英国《金融时报》驻上海记者杰夫·代尔则表示支持这一结论，“将上海描绘成新模范城市的宣传多得让人喘不过气。在这样一个年代，两位作者对上海当代规划的尖锐批评，可谓一剂苦口良药。”
杰夫·代尔说：“与外滩隔岸相对的浦东一隅被指定为金融区，但市场行为主导了浦东其它地区的土地分配：大量土地被廉价售给出价最高的竞标者，这些收益使上海的财政‘钱包’鼓了起来。”
“其结果是，一群风格前卫、雄伟壮观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它们从远处望去颇具震撼力，但却被孤立在不同的地块上，彼此缺乏关联。现代中国在大事和大框架上表现得十分出色，但对于一些能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