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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北京城里，却找不到北京。这不仅是一个外来者在这座城市里的身份迷失，也是北京的自我困局——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的城市建设既缺乏“北京特色”，又难觅人性化的公共区域和设施。无怪乎，有人问：去掉“首都”的符号，北京还剩下什么？
1。“不必言大而自大”之城
北京是城。
北京是座很大很大的城。
虽然，北京并非中国唯一的大城市。除此之外，天津、重庆、长沙和广州等，都是不容小觑的大都市。尤其是上海。首先上海的人口就比北京多，而随着浦东的开发，地盘也不见得比北京小。更何况，上海的“大”远远不止于此。她拥有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最大的外贸港口，创造和打破了中国世界纪录协会多项世界之最、中国之最，同时上海还是全国利税大户，2010年的世博会更是让这座城市成为世界的焦点。所以，上海完全有资本被冠以“大上海”之称。
但是，上海再大，也“大”不过北京。在作家王安忆看来，上海刮的风就首先输给了北京：“刮风的日子，风在北京的天空浩浩荡荡地行军，它们看上去就像是没有似的，不动声色的。然而透明的空气却变成颗粒状的，有些沙沙的，还有，天地间充满着一股呜声，无所不在的。上海的风则要琐细得多，它们在狭窄的街道与弄堂索索地穿行，在巴掌大的空地上盘旋，将纸屑和落叶吹得溜溜转，行道树的枝叶也在乱摇。当它们从两幢楼之间挤身而过时，便使劲地冲击了一下，带了点撩拨的意思。”
无怪乎易中天要在《读城记》中强调：“上海还得在自己的市名前冠一个‘大’字，才成为‘大上海’，北京却大得根本不必自称什么‘大北京’。你什么时候听说过‘大北京’这种说法的？没有。北京人不这么说，外地人也不这么说。可见在全中国人的心目中，北京之大，已不言而喻，实在不必添此‘蛇足’。这可真是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城不‘大’。北京，大概是中国唯一一座‘不必言大而自大’的城市。”
路大欺人
北京城的大，你的脚会首先体验到。
有句俗话叫“看山跑死马”，那正是对北京立交桥的生动描述。一对外省父子，儿子高中北京著名学府，老父亲自送他入学。来的时候学校派校车接了，回家时老父图个新鲜要自己“溜达”，结果一出门就蒙头转向，简直“找不着北”。老父亲感慨万千，回家就发了篇博客诉苦：
“当时在入口刻意记忆的标志性建筑就在眼前，可是相隔的是：宽阔无比的、川流不息的、纵横交错的、不可逾越的、令人眼晕的西直门立交桥。如是‘家’里的桥，跨过、穿过、走过也就是了，这点毋庸置疑，可面前的庞然大物，如何是好？”
在初中语文课本里有篇名为《北京立交桥》的课文，对这“庞然大物”有更理性的描写：“西直门立交桥与建国门桥风格迥异。顶层机动车车道是圆形转盘；中层非机动车道是椭圆形转盘。整个空腹转盘桥外径东西长140米，南北长95米，比工人体育场的足球场面积还要大。凌空鸟瞰，有人说它犹如满月，有人说它好似盘龙。”
这样的“大”桥，想要走几步就跨过去，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一个立交桥绕下来，就算打的士，也肯定跳表。北京人自己说得更绝：除非在家猫着，否则只要出门，就会有一种“永远在路上”的感觉。
立交桥已经像“满月”，像“盘龙”了，那作为这座大城市大动脉的大马路就更不能含糊了。根据1958年9月《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案）》的内容，东西长安街、前门大街、鼓楼南大街3条主要干道的宽度调整为120至140米，并提出一般干道宽80至120米，次要干道宽60至80米。
这样的“大马路”究竟是个什么概念？
梁思成对于长安街的宽度倒是曾有一段幽默的评论，他说：
“展宽西长安街的时候，拆了很多民房，结果街道过宽，街道当中用不着，留作停车场，把民房拆了作停车场，我看不太妥当……西长安街太宽，短跑家也要跑十一秒钟，一般的人走一趟要一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道就更困难了。”
毕竟博尔特只有一个，100米只用9″72的速度通过的，也只有他一个。假使住在北京城里，天天要过这样的大马路，恐怕世界飞人也飞不动了。
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北京是把眼睛放在额头上的，做大做强，但看不到下面人的“疾苦”。作为一名定居北京的有文化的香港人，陈冠中就直接称北京缺乏“生活质感”，是“一片充满绿洲的沙漠”。
陈冠中觉得，北京不是一座可以步行的城市，路很宽，却缺少有生活感的街道。北京的整个规划造成现在孤岛型的建筑，每个孤岛自己都有商场，都有写字楼，都有住宅。孤岛型建筑旁边都是中看不中用的景观，弄点假绿地什么的，这些绿地不能用，更不能形成有意思的公共空间，所以老百姓都不能在里面生活的。城市结构不连贯，导致商业都受影响。“我们以前觉得香港太挤并不好，但现在看来说不定有好处，比如尖沙咀、铜锣湾，各种街道大家都可以穿过、可以走路。北京却很少有一条街是这样子的商业街道。”陈冠中如此感叹。
既然这样的“宽阔”并不便利，是早已被梁思成们预见的事实。为什么北京城仍执意“路大欺人”呢？
说白了，原因只有一个：咱是首都！
华夏神州，泱泱大国，作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心脏——北京，小得起吗？不能小，也不敢小。建国初期，在对改建与扩建北京城的方案上，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国家计委就曾多次对北京的道路宽度等提出质疑，有人以“房必五层，路必百米”相讥，更有人批评这是“大马路主义”。但北京市的态度异常坚决。
1956年10月10日，时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彭真，在北京市委常委会上提出：
“伦敦、东京、巴黎、纽约等城市的交通都很拥挤，据说有的地方坐汽车不一定比走路快。莫斯科有些窄街道，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吸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道路不能太窄。1953年提出东单至西单的大街宽九十公尺，就有人批评这是‘大马路主义’。大马路主义就大马路主义吧。不要害怕，要看是否符合发展的需要。道路窄了，汽车一个钟头才走十来公里，岂不是很大的浪费？
“将来的问题是马路太窄，而不会是太宽。我们不要只看到现在北京全市只有不到一万辆小汽车，要设想将来有了几十万辆、上百万辆汽车时是什么样子。总有一天会发展到几十万、上百万辆车的。主要的马路宽九十公尺并不是太宽了。直升飞机也要场地。在座的青年同志们，等你们活到八十岁九十岁时，再来看看是谁对谁错，那时由你们来作结论。”
北京的马路究竟该多宽，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个政治问题了。
新中国建立初期，万事待兴，作为首都的北京，在那个意识形态还很浓厚的年代，其城市发展也参照了当时的“苏联老大哥”模式——采用单中心加放射型路网结构模式。20年之后，《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出台，北京的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在此时被勾勒出来了，此规划奠定了今天北京主城区空间发展的格局。这种发展模式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摊大饼”模式。
显然，离开当时的政治、军事环境讨论北京城如今的“路大欺人”，那肯定是说不清的。咱们现在就来看看上世纪50年代末，抗美援朝刚结束那会儿，在征求对北京总体规划意见时，来自军队方面的一条建议：“从国防上看，例如道路很宽，电线都放在地下，这样在战争时期任何一条路都可以作为飞机跑道，直升飞机可以自由降落。假如在天安门上空爆炸了一个原子弹，如果道路窄了，地下水管也被炸坏了，就会引起无法补救的火灾，如果马路宽，就可以作隔离地带，防止火灾从这一区烧到另一区去。”
所以说，因为北京是首都，是中国的心脏，所以它从来就不只是一座城市那么简单。北京城何时简单过？
正如易中天在他的《读城记》中提到的那样：“北京是一个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教育、体育、信息等各种中心于一身的全能型城市。这里有最大的党政军机关，最大的金融商业机构，最大的科研单位，最大的大专院校，最大的信息网络，最大的体育场、出版社、报社、电台、电视台和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