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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所谓‘大院子弟的习气’和‘大院子弟的优越感’（好像书里讽刺的都是北京的部队大院子弟吧）”；“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才时不时地在家乡的校园里听到类似这样的对白：‘我操！老三昨天打的那小子是王市长的儿子，这下惨了！’那十来年间，中国官僚阶层和老百姓之间关系的恶劣变化，由此可见一斑。”
通常，大院孩子认为自己是新文化的代表，觉得胡同孩子土，把胡同孩子叫做胡同串子。胡同孩子由于父母大都是普通市民，居住条件也没有大院好，无论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觉得低大院一等，也就自认倒霉，就跟现在的乡下人明知道城里人挤兑自己，但也无可奈何一样。
文革之前，大院孩子跟胡同孩子，甚至连上的学校也不一样。这是典型的阶级隔离。文革开始以后，教育革命废除了特权学校，小孩子们一律就近上学，于是大院的孩子跟胡同的孩子，都在一个学校读书，但是基本上是大家个玩个的，阵线划分的十分清楚。
大院里的孩子父辈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艰苦革命斗争后进入了北平城，经历过战火洗礼的革命精神、英雄气概也沿续下来。表现出的是强烈的正义感和对社会现实的包融性气质。但随着社会身份与级别的确定，在这些英雄们的后辈人身上所体现出来则是另一种出身高贵的红色家庭特质。
首先，大院子弟一定要玩“票”。姜云诚说：“我们院有奔驰车，去外地可以坐飞机。很多东西在地方上买不到，大院里面都有特供，我小时候还吃过M&M的巧克力豆。当时放内参片的除了人民大会堂、军博、政协礼堂，我估计最好的就是总后的礼堂了。全是真皮座椅，雕龙画柱。那时我父亲在军队的文化系统，我能拿到一些特殊的票，提前混进去，从晚上7点一直看到凌晨3点钟，而且是同声翻译。”
他说上世纪80年代后放的电影，包括《人证》，还有一些现在都不敢公映的片子，他以前都看过，只不过“遭遇”某些关键情节，放映员会伸手去搅局。那会儿姜云诚有一个小本子，看完一个片子就赶紧把片名记下来，跟别人去比。你看过哪个，我看过哪个，这代表着“份儿”。
姜文所拍《阳光灿烂的日子》，姜云诚认为有一处不精准：“可能是他那个院儿级别比较低。真正的大院子弟一定要玩‘票’，陆军的穿三接头皮鞋、一身绿军装、运动蓝短裤。最不能容忍的是连内衣和袜子也穿军队的，再套双军胶鞋，那是土鳖，将遭到大院孩子的巨大鄙视。”
我可以穿三接头皮鞋、将校呢，你只能穿大胶鞋、懒汉鞋；我家有票，可以骑永久13型自行车、锰钢转铃，你不能。优越感和对奢侈品的欲望就是这么一点一滴滋生的。
1970年初，姜云诚去一个女生家玩儿，震撼之感直到现在都忘不了。“她家有电视机、电话、《列宁在十月》里的那种大皮沙发。当时北京电视台才刚刚成立，能看到电视的凤毛麟角。这女孩从来不去澡堂，她家里有独立的卫浴，浴缸、坐便器。这是真正的高干，真正够级别。”
但对军队大院的子弟而言，他们现实最大的感受却是被替代了。“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军队有特殊待遇，改革开放以后这种优越感被逐渐地削弱。首先是经贸系统的人可以直接得到经济上的特权和利益，慢慢地人人都可以创造物质条件。哪怕我是街边扫地的，也可能一夜暴富，买奔驰车，同样用眼光鄙视你。”一位高干子弟说。
朱大可认为从1980年代以来，邓小平进行了军队的大裁减和军官大换班，老干部纷纷离休，交出了手中的权力。知识神话和学历崇拜卷土重来。大学校门重新对全体平民开放。“军人子弟作为社会中坚分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身份的优势崩溃了，军人子弟在社会变迁中遭到重创。他们的敌手是学院、大学生和知识分子。这个新型的群体从大院青年的手中夺走了最好的职业、薪金、生活方式和社会升迁的机会。”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代表计划经济产物的大院日渐衰落下来。
但是，“大院子弟”不再走俏，并不意味着北京城里就此没有了一群身份特殊、具有优越感的子弟。
2010年《GQ》七月刊上市第二天就被紧急召回，重新印刷面市的杂志中，一篇名为《开超级跑车的孩子》的专题文章被撤换了。该文描述了“富二代”的生活以及北京独一无二的“超级跑车俱乐部”（简称SCC）。
“男人可以游戏人间，享受女人爱慕，但终有一天，却可以为了一个女人的幸福，隐身在世界的一角；也可以，开着鲜绿色的兰博基尼，在加速的一瞬间，带着酥麻与振动，和性快感接近，成为开着超级跑车的中国孩子。他们，便是胸怀大志，但目前却无力可施的财富第二代。”
上述就是该专题中的一段文字。写了这篇关于“超跑俱乐部”文章的记者说，俱乐部的发起人张宽找了他，并称很可能起诉《GQ》。据张宽称《GQ》记者在被采访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录了音，而且公布了不应该录下的内容。
一个自称是俱乐部会员，名为“梦牵”的网友在网上发帖指责《GQ》，说文章以清教徒似的高姿态来抨击富二代奢侈风流的生活方式。帖子说：“一个宣传奢侈品的杂志怎么能谴责奢侈的生活方式呢？”
其实，正是这种过分耀眼以致“刺眼”的奢侈方式，才会引起公众如此的兴趣。尽管杂志上市第二天就被召回，但仍有人买到了，并将全文转帖至网上，针对“富二代”和“北京超级跑车俱乐部”的各种声音此起彼伏。
北京6月30日新闻报道称，“超跑俱乐部”的130个成员拥有总计超过160辆奢侈跑车。其实SCC俱乐部并非完全是个传说，早前于2010国际车展开展时，媒体即爆出其会员集体驾车在车展集结的新闻。
一篇名为《权利与青春：开超级跑车的中国孩子》的文章称：“这是一群生活在消费中而不是生产中的人，消费能让他们享受到巨大的权力感，成为他们的武器。他们的生活引人深思，从那一辆辆白色的阿斯顿马盯银色的保时捷、红色的法拉利，中国的未来在跑车和父母的用金钱邀请的‘保姆’中，被一种安逸、逍遥的浓雾所笼罩。”
“当面对国外媒体问及为何要购买顶级跑车时时，他们的回答也格外耐人寻味：Becausemyfatherisveryrich。”
文中的“国有金融企业”、“年轻富人圈”、“北京CBD的高档别墅”等等词汇相当扎眼，其中的人和物，对于京城的“北漂”或“蚁族”们来说，可能即使再奋斗18年，也很难与之一起“喝咖啡”。这中间不存在对与错，只有幸与不幸，或者是平等与不平等。
结语
显然，北京是一座男性化的城市。满世界都是爷们味，或者说，满大街都装作是你爷。这里天天都上演“傲慢与偏见”，让人防不慎防。就算是龙应台那样事前就对自己强调“不要生气”，到头来还是被逼着和人吵架。
没办法，人家久居权利中心的优越感，是你一个外来者无法体会的，除非你也成为其中一员。但是请注意，北京城里到处是圈子，大圈套着小圈。作为“大院子弟”的陈凯歌其实深谙此理，所以也就难怪《无极》一片中的皇宫会被戏称为“一盘蚊香”，实在是导演潜意识里的文化和审美，被北京这座城市浸染太深——权利就是如此，跑马占地，画圈为政。这中间的层层递进，以及等级秩序，是不会允许一个外来者随意进出的。
大院的墙虽然被拆了，“大院子弟”虽然不再是“紧俏商品”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况且“没有人永远16岁，但永远有人16岁”，年轻的富人在这座“心脏”城市绝不会销声匿迹，他们喜欢待在中央，因为中央代表身份，也是各种优势资源的集中地。还是那句话，对于这群人，即使你再奋斗18年，也未必能与他们坐在一起喝咖啡。其中真的不存在是非对错，如果你觉得不公平，那么你还有另一种选择：抛弃这座让你深感不平等的城市，扭头就走！
第五章 燕京突围战
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北京埋头奋斗。你一天天老去，而势利的北京，始终年轻。
“逃离北上广”早已不是新鲜事儿，尽管你还是找不到所谓官方的统计数据，让这个群体大白于天下，但你身边每天都有人打算或正在离开北京、上海、广州或者深圳。这不再是几个人的选择，也不是被炒作的潮流，而是一种需要，城市发展的需要、时代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