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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官梦
你知道吗？毛泽东当年也曾是“北漂”一族。1920年，青年毛泽东经恩师杨昌济（也是他后来的岳父）介绍，从长沙来到北京，他借宿于杨宅院里的一个房间，在北大图书馆当了一名月薪八块银洋的助理员。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打工”期间，常与李大钊、邓中夏等畅谈国事、家事、天下事。
后来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搬到北大附近的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今为吉安左巷八号），与另外六位新民学会会员合租三间平房，共挤一张大炕，继续他的“北漂”生活。毛泽东曾在日记中写道：“八个人居三间很小的房子，隆然高炕，大被同眠。”这恐怕是这位日后的开国元勋不可磨灭的青春记忆。
谭伊孝对此曾有点评：“当年寓此的年轻人，大概谁也没想到他们之中能有一位在三十年后会掌握全中国的命运，主宰中华大地的沉浮。”
古往今来，各种各样的人怀揣着大大小小的政治抱负，进入北京城，企图一展拳脚、平步青云。毕竟毛泽东只有一个。但当官、当领导的梦，却人人可做得。北京就成了这些梦想的孵化器。似乎大家都心照不宣，在靠近中央的地方，仕途升迁更容易。
一个官员如何从普通科员到官至省部？机关官员与“地方诸侯”的升迁之路，又有何异同？《南方周末》于2010年5月刊登特稿，就此问题采访了北京市委党校的两位长期与京官接触的教授鄯爱红和张勤。
“一个地方的官员稳定，往往地方经济发展就快，本地官员也鱼贯而起。”张勤说，“而某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官员更容易攀比、计较，也就越发难以产生出心量大、眼光远的官员，既然本地缺乏，就只能从外地选派，这就减少了本地官员的升迁机会”。“相反，一些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前后任发展思路有效衔接，官员眼界开阔，优势明显，就可以为其他区域和部门输出干部，从而为本地官员升迁提供更多机会。”鄯爱红说。
两位教授说得很婉转，但他们同时也指出，“北京作为首都，守在中央身边，上下左右盘根错节，对官员的协调能力要求更高”。在北京当官不容易，但一般步入正轨，升迁的几率自然大大优于“某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的官员。
事实也证明，北京市地方官员从副部级，甚至局级岗位调至中央部委任职的情况都并不罕见。《南方周末》记者统计了1988年以来北京市市委常委和副市长共73人的履历，发现其中有12人是在北京市内一步步升迁进入中央。
所以，凡是以为自己有几把刷子、又渴望“治国平天下”的年轻人，自然都心急火燎地奔向首都北京。只是，对应届大学毕业生来说，北京官场的门槛越来越高了。前有户籍制度卡着，后有基层工作经历挡着——鱼跃龙门，岂是易事？
2010年起，北京市和区县党政机关招录的公务员，将有八成岗位要求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2011年，除特殊职位外，市和区县党政机关公务员将不再从大学应届生中选录，全部招录有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
这个消息一出，立刻就引来诸多关注。有人猜想：国家机关公务员招录减少应届生比例，大学生还会不会挤公务员考试这根独木桥？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为此于2010年3月通过题客调查网，对2385名在校大学生（包括研究生和高职高专生），进行了专项调查，结果显示，仍有34。2％的大学生看好党政机关（公务员）的就业机会，而“没感觉公务员有吸引力”的大学生仅7。0％。
可见，公务员仍然是大学生眼中的香饽饽。中国政法大学大四学生金静华，考过国家公务员和浙江省公务员，虽然知道考上的机会很渺茫，他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公务员的待遇和保障比大多数单位都好，只要还有一点机会，我就会碰碰运气。”
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高佩，首选的工作也是政府部门。而她更是道出了“公务员”这碗饭对年轻人的普遍吸引力：工资虽然不一定高，但是福利好，就相当于拿了一个铁饭碗，不用担心自己30岁过后被更年轻的人挤掉。“再说权力也大，虽然收入不如外企、国企，但是办事情会方便得多。”
《中国青年报》的调查同时显示，对于公务员职位的吸引力，66。5％的大学生首选“福利好”；66。3％的人认为是“稳定性好”；59。5％的人表示“保障好”。接下来大学生们给出的排序依次为：工资高（46。9％）、工作轻松（45。2％）、社会地位高（43。9％）、其他收入高（19。2％）、权力大（18。3％）等。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刘尔铎认为，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热情不减，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官本位的问题，很多国家的公务员就是个岗位，而中国的公务员目前还存在权力甚至权力寻租的问题。
而绝大多数对公务员感兴趣的年轻人，都向往北京，向往中央。事实就是，2001年报考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的人数约为三万多人，到了2005年，五年之中，报考人数就增加了10倍。
有人认为，这种热的背后是年轻人对权力的崇拜，而中央政府的权力是最大的，年轻人涌向中央政府正是这种“热”的真实原因。
但是，北京从不缺“梦想”，所以光有热情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有人就说大多数“北漂”一族都有一种通病，叫做“大城市妄想症”，这病在中国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之间互相感染。
该词最初来自于《中国青年报》的一篇评论，题为《别让大城市妄想症压垮自己》：“试图用所谓的热情和吃苦换取‘大城市入门证’，可能是一种虚妄，一种不切实际的偏执。在现实与想象的巨大落差下，难免失落、自卑和焦虑。奋斗后，得到的却是一种心理折磨和现实窘困，甚至是铤而走险走向不归路，这又何必呢？”
北京，高高在上
《长江日报》评论员廖保平说：“北漂大多有浓厚的‘北京情结’，有那么一种‘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外地一套房’的拧劲。很多人认为，这是他们的观念问题，这当然是观念问题，观念引发行动嘛。可是这观念从何而来，是什么让他们铁了心的宁在北京做牛尾也不愿意到外地去做鸡头呢？
如果说这是一些有思想、有追求、有才华的年轻人很自然而然的逐梦行为或生存方式的选择。那么，我们不禁又要反问：如果仅仅是为了追逐梦想，在哪里不可以追呢，为什么非要跑到北京？为什么偏偏是北京？
用廖保平的话说，这是因为“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唱这样的歌‘我爱北京天安门’，北京是一个令国人十分向往的城市，它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全国有特殊的地位，甚至特殊的权利，这是毋庸讳言的”。而且“北京不是北京人的北京，她是全国人民的北京，不仅因为她是多个朝代的国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在中国历朝的制度特色下，在‘举国体制’下，在各个时期，全国人民都曾积极地支持、支援过北京，可谓‘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
但是，北京一直都不能真正为全国人民共同享用，严格的户籍制度、越来越离谱的高房价等障碍，都将外地人远远地阻挡在“集全国人民之力建设起来的北京的文明成果”之外。因此，在他看来，“北漂也算是代表着外地人民去分享一下举国体制下的文明成果了”。
2004年麦子的那篇《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或许能说明这种在大城市寻梦的情结。“我的白领朋友们，如果我是一个初中没毕业就来沪打工的民工，你会和我坐在‘星巴克’一起喝咖啡吗？不会，肯定不会。比较我们的成长历程，你会发现，为了一些在你看来唾手可得的东西，我却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但是，3年之后，有人在北京提出了另一个事实：麦子言之过早，“18年又如何？再丰盛的年华叠加，我仍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因为“那年我25，无数个夙兴夜寐，换来一个硕士学位，额上的抬头纹分外明显，脚下却半步也不敢停歇。如果不想让户口打回原籍，子子孙孙无穷匮，得赶紧地找份留京工作。你呢？你不着急，魔兽世界和红色警报？早玩腻了！你野心勃勃地筹划着‘创业创业’……可惜，我不能。创业于你，是可进可退可攻可守的棋，启动资金有三姑六眷帮忙筹集，就算铩羽而归，父母那三室一厅、温暖的灶台也永不落空。失败于我，意味着覆水难收一败涂地，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