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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北京市卫生局于11月24日宣布，“即日起，在京工作生活的非北京户籍3岁以上居民，均可凭身份证及工作单位证明或相关居住证明，如暂住证，前往就近社区接种点，申请接种甲流疫苗”。
但是，这先后顺序造成的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对此，媒体也忍不住大声抱怨：“接种疫苗也要‘北京人优先’，难免让人产生北京人金贵、外地人‘不值钱’的感觉，再次折射出当前户籍管理制度存在的弊病。”
不过这种不公平从未停止过。2009年北京市公务员报考设置了一道高高的门槛，“没有北京市户籍的考生请勿报考”；2010年北京市公开选拔241名局处级干部，明确将外地人才排除在外；2010年5月启用的新版《北京市中小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虽然扩大了北京市招收借读生的范围，持有七类证明的非京籍学生将与具有北京市户籍的学生享受同等待遇，但是很多学校收取高额的“择校费”，把无法承担这一负担的外来打工子弟挡在校门之外，尽管这一收费名目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却已经有了个统一的称谓，曰“教育资源补偿金”，意思就是说，你外地人到北京这里来上学是占用了当地的教育资源，就需要缴纳一定的补偿金。
我们相信，不管是北京市卫生局刻意安排的优先顺序、公务员报考限户籍，还是外地子女入学的择校费，背后一定有切实的苦衷。但我们仍旧要问一句：到底有何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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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绿卡”价值连城
要追究这个“苦衷”，就必须回到北京户籍本身，这个被戏称为“北京绿卡”的户口本子，到底意味着什么？很简单，两个字——利益。这张薄薄的户口卡片与公民的权利分配全面挂钩，种种限制的背后其实是利益在作祟。
“户籍制度被利用了。”这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我国权威户籍制度研究专家王太元的鲜明观点。王教授认为，各种所谓与户籍相关的限制政策，其实是各部门为了尽量减少自己的责任或者保障现有资源分配利益不被“摊薄”。
2009年2月13日，新浪网转载《京华时报》的一篇报道：“短短3年间，由北京市人事局车队原司机付长利、首都医科大学招生与就业指导中心原负责人张锡长等4人组成的犯罪团伙，伪造相关手续，先后办理了92份假北京市户口，获利109万余元。”而著名导演王小帅妻子的户口也涉嫌其中。
舆论哗然。但是针对这则新闻，一个北漂女孩发了篇帖子，轻描淡写地说她不信，她不信那帮“坏人”办了90多份北京户口，却只赚了109万元，因为据她了解，一个北京户口的报价在黑市上已经被炒至10万元。而《中国新闻周刊》的一位记者以应届文科“双外”（指生源地和院校都不在北京的）硕士毕业生买北京户口的身份，接触卖户口的人群时，得到的最高报价是15万。
早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腾讯网教育频道就于2008年联合实施了一项调查（有3518人参与，九成以上是青年），当被问及应届大学生毕业“年薪是多少才能弥补户口所带来的影响”时，67。8％的人认为，年薪超过10万元以上才能弥补户口所带来的损失和影响；甚至，有14。6％的人认为，这个数字应该超过20万元。如果实在无法落户，14％的调查参与者会买户口来解决这个问题，44。9％的人持观望态度。
这就是北京户口的真实行情，“一本值万金”——有多少城外的人能承受得起？而且，说了半天，你可千万别忘了，那十余万换来的不过是一个造假的北京户口。货真价实的那本，恐怕对很多人来说，永远都在天上挂着呢。
《中国青年报》与腾讯网联合实施的调查还显示，78。5％的调查参与者认为，户口承载了太多的社会功能，越是大城市，户口背后捆绑的各种福利和特殊资源就越多。其中，73。1％的人选择户口是因为它和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等诸多社会保障制度挂钩。62。7％的人是为了解决未来子女的教育平等问题。
2010年5月，北京市终于发布新规，非京籍学生与京籍学生享受同等入学待遇，但此待遇仅限义务教育阶段，不包括高中和高考。歧视与偏见仍然根植于北京人的心中，权贵歧视平民，不愿意让他们的孩子跟普通人的孩子混在一个学校；普通市民歧视外地人，不愿让自己的孩子与外地人为伍。更关键的是北京人怕外地人与他们争夺优质教育资源！
新规无疑将会促进越来越多的外地子女进入北京公立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些孩子在北京完成义务教育后，该怎么办？由于全国各地教材改革、高考改革的进程千差万别，义务教育完成后，他们无法回到原籍参加高考。如果北京也不为他们打开高考之门，那么这些“外来孩子”将会陷入更严峻的困境。
但开放高考，意味着从根本上动摇了北京在教育领域享受特权的基础，在绝大多数北京市民及官方眼里，这是不可想象的恶果。根据教育部门的统计，2010年北京流动人口适龄入学子女有40万左右，一旦把所有限制都取消了，这样一大批学生将会迅速占据大量学位，老北京人在高考体制下享受了数十年的高录取率将不复存在。
一直在各种场合疾呼教育公平的北京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特邀委员王晋堂也认为，高考是万万不能放开的：“那样，外地人就会蜂拥而至，北京的教育优势将不复存在，教育资源也会严重不足。”
2009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工作单位给解决北京户口的王博（化名）被朋友戏称为“既得利益者”，王博说，“最重要的就是以后小孩接受教育的机会。另外，没有户口的话，在北京始终是飘着的感觉。”
在这种情势下，很多争取北京户口的人都与王博的体会大致相同，孩子的教育问题成为户口绑缚的第一选择。在北京市一家国有企业工作的姜先生，就遭遇了一次孩子落户难。
大学一毕业就被分到国有企业的姜先生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成了北京市民之后，给孩子落户竟然还这么难。姜先生的户籍属于工作单位集体户口，而工作单位又拒绝为职工子女落户，其妻子的户口不在北京。为了给孩子落户，他们能想到的办法似乎只剩下一个：在北京买房，将集体户口迁到房产上成为个人户，然后再将孩子的户口落下来。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在北京上学、参加高考。可问题是，他们夫妻俩的工资收入不足以和北京高昂的房价抗争。最后，姜先生的一位朋友挺身而出，将自己的房产变更在他名下，这才得以让他将集体户转为个人户，孩子也才得以落户。
对此，姜先生颇多感慨：“我的遭遇，周围很多人都有，也算很普遍，但是解决的办法却没什么参考性，这样的朋友不是所有人都能遇到。孩子落户之后，房屋所有权又恢复成朋友的，〖Ｚei8。Ｃom电子书下载：。 〗但是这是多么大的一个人情啊。”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一些人花几万甚至十几万买北京户口，是理性人经过了大致的成本收益比较分析后的明智之举。也就是说，有了北京户口所能享受到的利益将远远超过买户口的费用。”
谁人敢拆这堵墙？
“户口原本不该带有任何经济价值，但北京的一个户口可以卖到十几万元，根源在于各个部门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拿户籍来设置‘门槛’，导致户籍登记职能在实施过程中变成了审批制。”王太元教授如是说。
他还曾打过一个比喻：户口是一个“门卫”，屋子的“主人”让他把谁拦住，他就得把谁拦住。而“主人”就是住房、福利、就业、入学等资源的短缺与计划管控。“我们只知道骂‘门卫’，而不去直接找‘主人’，问题永远也没办法解决”。
很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