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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是读断了句，却以典故太多，到底有何寄托？不甚了了。不过除却“飞霜金井，抛断缠绵”这两句刺眼以外，别无悖逆忌讳之句，不妨进呈。接下来再看诗。
诗是十二首七律，题目叫做“庚子落叶词”，下注“重伯”二字。这个名字，庆王是知道的，曾国藩之孙，曾纪鸿之子曾广钧，号叫重伯，是光绪十五年的翰林。
七律而在一个题目之下做到十二首之多，自然非多搬典故不足以充篇幅，可是有些典故的字面，看得庆王直皱眉，提笔加点，作为记号，第二首的“清明寒食年年忆，城郭人民事事非”；第三首的“姑恶声声啼苦竹，子规夜夜叫苍梧”；第四首的“朱雀乌衣巷战场，白龙鱼服出边墙”；第五首的“汉家法度天难问，敌国文明佛不知”；第七首的“景阳楼下胭脂水，神岳秋毫事不同”；第十首的“鸾舆纵返填桥鹊，咫尺黄姑隔画屏”；第十一首的“三泉纵涸悲宁塞，五胜空成恨未灰”。这些句子写得皇帝与珍妃生死缠绵，看在慈禧太后眼中，自然不会舒服，说不定会替皇帝找来麻烦。
最大胆的是“姑恶声声啼苦竹，子规夜夜叫苍梧”这一联。庆王清清楚楚地记得苏东坡诗中的注，说“姑恶”是水鸟之名，习俗相传，有妇人受婆婆的虐待，死而化为水鸟，鸣声听来似“姑恶”二字，因而以此为名。慈禧太后与珍妃不就是婆媳？如此率直指斥，是大不敬的罪名，如果懿旨着令曾广钧“明白回奏”，只怕不是革职所能了事的。
因此这十二首诗，庆王决计留下来，可是只进呈朱孝臧一首词，似乎有敷衍塞责的意味，亦颇不妥。想来想去，只好派人再去看鲍心增，说是好歹再觅一两首来。
鲍心增居然又抄来两词一诗。词牌叫做“金明池”咏的是荷花，一首是朱孝臧所作，另一首具名“鹜翁”，可就不知道是谁了？
遍询左右，尽皆不知此翁何许人？少不得还要再去请教鲍心增。就这扰攘之际，袁世凯又来拜访，请进来相见，庆王将这天慈禧太后两番召见的经过，约略相告，同时也诉说了他所遭遇的困扰。
“王爷早不跟我说。”袁世凯微笑答道：“这种诗词，要多少有多少。”
“那好啊！”庆王很高兴地，“拜托多抄几首来，我好交差。”
“是！明天一早送来。”袁世凯略想一想说：“不但曾重伯的那十二首诗用不得，朱疆村的那首词，什么‘飞霜金井’、‘恩怨无端’，措词亦很不妥当，请王爷不必往上呈，免得多生是非。”
“是的！只要另外有比较妥当的文字，能够敷衍得过去，这首词当然可以不用。”
“包管妥当。”
是揣摩着慈禧太后的心理，临时找擅词章的幕友赶出来的“应制”之作，自然不会不妥当，不独“姑恶”的意味绝不会有，连“金井”的字样亦极力避免。好在天子多情，美人命薄，光是在这八个字之中，就可以找到无数诗材词料，而其事又与明皇入蜀，差可比附，取一部洪昇的《长生殿》来翻一翻，套袭成句，方便之至。
其中有一首香山乐府体的长歌，却颇费过一番心血，作用在于取悦于慈禧太后，所以独弹异调，以谴责珍妃弄权为主。
但最后一段笔掀波澜，忽然大赞珍妃，说联军进京，她不及随扈，投井殉国，贞烈可风。殁而为神，一定会在冥冥中呵护两宫。
对于这一结，庆王深为满意，也很佩服，更觉高兴，因为在慈禧太后面前，足可以交差了。
果然，第二天一早送了上去，慈禧太后颇为嘉许，言语与前一天不同了，认为她的心事，能为人所谅，是值得安慰之事。于是庆王乘机建议，为了慰藉贞魂，特请懿旨，将珍妃追赠为贵妃。
“我亦有这个意思。”慈禧太后一口应诺，“你就传旨给军机拟旨好了。”
军机自然遵办。不过认为懿旨以回宫之后，再行颁发为宜。慈禧太后也同意了。至于回京以后应该有体恤百姓的恩诏，以及与民更始的表示，则宜在启跸之前发布，于是两天之中，发了七道上谕。
一道是从大处落墨，而以“钦奉懿旨”的名义陈述，说：“上年京师之变，蝥贼内讧，激成大事，震惊九庙，国步阽危，皇帝奉予西狩，始念所不及此；创巨痛深，盖无时不引咎自责。”等于慈禧太后的“罪己诏”。当然，着重的是惩前毖后，“惟望恐惧修省，庶几克笃前烈，以敬迓天麻。若复侥幸图存，宴安逸豫，尚安有兴邦之一日？”而最切实的一段话是：“值此国用空虚，筹款迫切，何一非万姓脂膏，断不忍厚钦繁征，剥削元气，自应薄于自奉，一切当以崇俭为先。除坛庙各处要工，已饬核实估修外，其余可省及应裁之处，皆应力杜虚糜。”这也就等于明白宣示，象修颐和园这种大工，再也不会兴办了。
第二道亦是懿旨，在抚慰洋人，语气极其友好，说“现在回銮京师，各国驻京公使，亟应早行觐见，以笃邦交，而重使事。俟择日后皇帝于乾清宫受各国公使觐见后，其各国公使夫人，从前入谒内廷，极特款洽，予甚嘉之。现拟另期于宁寿宫接见公使夫人，用昭睦谊。着外务部即行择定日期，一并恭录照会办理。”
第三道是定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回京，当天由皇帝恭诣奉先殿、寿皇殿行礼，次日在太庙、大高殿告祭。至于圆丘、社稷坛等处择日祭告。
第四道上谕，是奉懿旨宣布慈禧太后明年春天谒陵。回銮的皇差还未办了，马上又需浩繁的供应，似乎说不过去。因此这道上谕，很费了瞿鸿矶一番心血：“銮舆播越，倏忽一载有余，当时祸乱猝乘，仓皇西幸，非常之变，至今实用痛心。每念宗社惊危，山陵震骇，岁时祭谒，废缺不修，循省多愆，易胜疚悚！兹幸安抵京师，克循旧物，理宜虔伸祀事，肃展微忱，除太庙、圜丘各坛殿，皇帝已定期告祭外；东陵西陵，理应亲行恭谒，以昭妥佑，而达明禋，着于来岁之春，敬谨诹吉，予率皇帝祗谒东陵，所有由京启銮及御道行宫，一并均着加意简省。王公各官，除每日值班及从行人员外，其余均毋庸随扈。我朝谒陵大典而外，如行围、阅伍，以及巡幸各行省、临视河工海塘诸役，列圣皆乘时顺动，常著勤劳，与古昔帝王巡狩省方，观民敷教之意，正相吻合，况现值时局艰难，尤宜不惮辛勤，躬览万方，用知庶务；嗣后亟应恪遵家法，勤举时巡，惟须轻舆减从，不致劳民伤财，方称朝廷实事求是之本旨。若如此次回銮，车马犹觉繁多，供亿亦复浩大，其应如何斟酌变通，破除常格，务使轻而易举之处，着御前大臣、军机大臣，遵即会同悉心核议，具御请旨遵行。”
紧接着第五道，是根据左都御史吕海寰的奏请，以各项捐输太重而颁发的恤民恩旨：“去岁以来，畿辅蹂躏特甚，各省亦多水旱之灾，小民困苦流离，朝廷时深悯念，前已明降谕旨，断不忍厚钦繁征，剥削元气。兹据该左都御史所奏各节，着各该督抚各就地方情形，悉心体察，将如何筹捐之法，明白晓示，严禁绅董吏役蒙混中饱，借端需索，务除壅蔽，以通上下之情。总之于筹款之中，必以恤民为主，不准稍涉苛刻，扰累闾阎，以副朕视民如伤之至意。”
第六道亦是由于吕海寰所奏，为了筹措赔款，新增的两项捐税，就屋、就地而征的房捐、亩捐，过于繁苛，降旨督抚，各就地方情形，悉心体察，将筹捐办法，明白晓示，并严禁蒙混、中饱、勒索。
第七道上谕最耐人寻味：“原任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该故员子嗣几人，有无官职，着礼部迅即咨行内务府镶红旗满洲浙江巡抚查明申复。”
自从联军入京，指斥朝贵的舆论，已不能再加压制，所以七月间冤死菜市口的五大臣，被称“五忠”，徐用仪、许景澄、袁昶都是浙江人，合称为“浙江三忠”。昭雪五忠，早在上年十二月间，即有明诏，但亦仅止于开复原官而已。
原官既已开复，则大臣身死，照例应有恤典，可是上谕很难措词，当初是“明正典刑”，此时便不得谓之为“慷慨捐躯”。但如无恩恤，士论不平，迫不得已只好出以这种暗示将加恩五大臣的子孙，以慰忠魂的方式。
就这样打点得面面俱到，慈禧太后方于十一月二十八进入回銮的最后一程。从保定到京城，坐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