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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咎歉。
第二是皇帝登极以后，始终还没有瞻谒过穆宗的惠陵，这一次应该尽礼。第三就是在东陵隆恩殿为列祖列宗行大飨礼。
所谓“敷土礼”就是民间的扫墓，自以清明为宜，所以当天颁发上谕，定于二月二十七起銮，三月初二清明行敷土礼，礼成以后随即回銮，预定三月初七还宫。为了迁就三月初二清明这个日子，回銮的行程相当匆促，而必须在三月初七还宫，则因为这一年会试，定制三月初九第一场开始，考官必得在前一天入闱。三月初七回京，第二天派出考官，才能不误试期。
这一下，有三个衙门要大忙特忙了。第一个是直隶总督衙门，要办“陵差”，主要的是整修沿途的跸道；第二个是礼部，要准备各项仪注；第三个就是内务府，伺候皇太后、皇帝及宫眷的车驾食宿，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不过大感为难的既非内务府，亦非直隶总督衙门，而是礼部。慈禧太后谒陵，仪注自有成例，为难的是初谒普祥峪慈安太后的陵寝，并无成例可循，找遍旧案，只有同治四年，两宫太后致奠孝德显皇后的例子，似乎可用。
孝德显皇后萨克达氏，是道光二十七年，文宗当皇子的时候，宜宗为他所册立的嫡福晋。但这位福晋福薄，并未当过皇后，道光二十九年，宣宗的继母孝和睿皇后驾崩，第二天，这位福晋薨逝。而当孝和睿皇后驾崩时，宣宗已经高龄七十有二，并且有病在身，岁暮之际，接连遭遇丧事，过于伤感，所以不到一个月，亦就龙驭上宾了。
于是文宗即位，萨克达氏被追封为孝德皇后，而她的丧仪进行到一半，由于身分自皇子的嫡福晋变为皇后，亦就更改为大丧仪，梓宫一直停放在东陵附近的隆福寺。同治四年，文宗大葬，孝德皇后合葬于定陵，两宫皇太后致奠，因为孝德皇后是元后，当然用的是妃嫔对皇后六肃三跪三叩的大礼。
这一次慈禧太后拜谒慈安太后的陵寝，应该亦可援用此一成例，满尚书延煦主张最力。他所持的理由是，生前两宫并尊，而死后的情形不同，一直到咸丰十一年文宗驾崩的时候，始终是皇后与懿贵妃这两种不同的身分。如果说慈禧太后此时可以平礼致祭，那么当时两宫以妃嫔之礼祭奠孝德皇后，就是错了。
于是定议，详细复奏。慈禧太后先看行大飨礼的仪注，写的是：
“康兴九年秋，圣祖奉太皇太后率皇后谒孝陵，前一日，躬告太庙，越日启銮、陈卤簿、不作乐。
既达陵所，太皇太后坐方城东旁，奠酒举哀，皇太后率皇后等，诣明楼前中立，六肃三跪三拜，随举哀奠酒，复三拜，还行宫。后世凡皇太后谒陵仿此。”
这个仪注，慈禧太后自无话说，接下来看到皇太后“诣普祥峪定东陵行礼礼节”，自然而然想到当年在隆福寺祭奠孝德皇后的情形，勃然大怒，将礼部的奏折，狠狠地摔在地上。
左右太监宫女见此光景，吓得个个屏声息气，双腿发抖。
当然，李莲英是例外，然而也不敢随便说话，努一努嘴，示意太监宫女都退了出去，然后捡起奏折，悄悄看了一下，还不知究竟，只猜想到一定是礼部所拟的仪注，大不合她的意思。
“你看！”慈禧太后指着奏折，咬牙说道：“礼部拟的什么仪注？”
“那儿不对，传旨军机说给他们改就是了。”李莲英说，“礼部堂官都是书呆子，何必为他们动那么大的气？”
慈禧太后也是一时之气，自觉为此发怒，会遭人背地里批评，度量太狭，因而忍住一口气，接纳了李莲英的建议。
于是军机承旨，通知礼部重拟仪注，要跟当初两宫太后在隆福寺祭奠孝德皇后的礼节，稍有区别。这本来不算一件大事，如果初拟之时，就酌量更改，亦不会有人批评。但这样一奏一驳，反而引起士林注目，尤其是会试将近，才俊之士，云集京师，其中颇不乏为老辈宿儒所敬重的名士通人，将这件事看得很深。因为看得深，也就看得很重。
这也可以说是旧事重提。当年为了醇王是皇帝的本生父，防微杜渐，深恐明朝嘉靖年间“大礼议”的故事重演，所以极力裁抑醇王。上至亲贵，下至翰林，几乎无不以为醇王绝对不可过问政事，防他因为干预朝政而逐渐养成羽翼，一旦皇帝亲政，成了无形中的“太上皇”，便无人可以制他。这重借为穆宗立嗣作题目，其实等于“争国本”的公案，直到穆宗大葬，吴可读尸谏，方始告一段落。
在当今皇帝入承大统之初，就是醇王自己也知道，处于极大的嫌疑之地，自分必是从此与国家政事绝缘，闲废终身，因而当时上奏两宫太后，有“曲赐于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的苦语。谁知忽忽十载，情势已变，如今醇王不但过问政事，而且成了“太上军机大臣”，吏事、军务、财政一把抓，当年的杞忧，成了今天的隐忧。大家也都知道，只要慈禧太后垂帘听政，醇王决不敢稍有踰越，但如一旦撤帘，优游于禁苑之中，大权交付于皇帝之手，那时谁也保不定醇王会不会起异心？即或他本人并无此意，却又有谁敢断定，他左右不会加以怂恿？赵匡胤这样谨厚而不好威权，不也“黄袍加身”，欲罢不能吗？
因此，为了消除这重隐忧，今日之下，必须讲礼，礼制并称，唯有礼法，也就是祖宗的家法，才可以防制得了不测的异心。如果此时为了不关轻重的仪注，可以容许慈禧太后不守礼制成法，便是开了一个恶例，将来皇帝亲政以后，倘或要步明世宗的后尘，尊敬本生父的醇王，试问礼官言路，又如何得能犯颜直谏？
当然，这些议论，关系重大，只能在最亲密的朋僚集会中，悄悄交谈，而礼部六堂官当然也都了解此事关系的重大，同时也颇警惕于士论不可轻忽，倘或曲从懿旨，修改仪注，引起士林不满，纷纷上书，那时言路上一定会有所表示，首当其冲的，便是礼部官员。
但如公然违旨，似更不妥。左思右想，都是难处，而启銮的日子却一天一天逼近了。迫不得已，只有从李莲英身上去打主意，由礼部的一名跟李莲英拉得上亲戚关系的司官，特地备了一份丰腆的水礼，专诚拜访，屏人密谈，细诉其中的苦衷。
这些地方，李莲英极知大体，一口应诺，设法化解此事。
回到宫中，他自己不便进言，要跟荣寿公主去商量其事。
荣寿公主在宫中有特殊的地位，因为慈禧太后对她有特殊的感情。最初是宠爱，加上她知礼识大体而得到的重视，及至指婚早寡，自然矜怜，再因为她生父恭王被黜，慈禧太后又不免自觉愧歉。这爱、重、怜、歉四个字加起来，竟奇怪地起了畏惮之心。慈禧太后做一件不合礼制的事，或者制一件颜色花样过于鲜艳，不合老太后身分的衣服等等，总要叮嘱左右：“可别让大格格知道，让她说我两句，我可受不了。”
当然，这也因为荣寿公主凡有进谏，第一是一定有驳不倒的道理，其次是言讽而婉，暗中点到，从不伤慈禧太后的面子。因此，遇着这样一件棘手的事，她虽义不容辞地一肩承担了下来，却不敢操切从事，只是默默盘算，耐心地在等机会。
※ ※ ※
这天是初选秀女的日子。一共九十六个人，三双姊妹花最受人注目。第一双是都统桂祥的女儿。慈禧太后两个弟弟：一个叫照祥，一个叫桂祥。咸丰十一年秋天，慈禧太后母以子贵以后，她的父亲惠徵追封承恩公，照例由照祥承袭，已在光绪七年下世。桂祥是慈禧太后的幼弟，平庸没出息，坐支都统的俸给，一天到晚躲在东城方家园老家抽大烟。他的两个女儿就是慈禧太后嫡亲的内侄女，大的“留下”，小的指婚，配了给“九爷”孚郡王奕譓的嗣子载澍。
第二双是长叙的女儿。长叙是陕甘总督裕泰的儿子，弟兄三个，老大叫长敬，做过四川绥定知府，早已下世，他的儿子是文廷式的至交，现在当翰林院编修的志锐。老二便是长善，字乐初，前几年当广州将军，大开幕府，广延名士，在将军署中有亭馆花木之胜的“壶园”，作赋论兵，饮酒赋诗，于式枚、文廷式、梁鼎芬三人就是在他幕府中结成了莫逆之交的。
长叙行三，早在光绪三年就当到侍郎，光绪六年与山西藩司葆亨结成儿女亲家，好日子挑在十一月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