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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王爷的福。”李鸿章欠身答道：“世子不幸，实在可惜，只有请王爷看开一点儿。”
“我早就看开了！”恭王摇摇头，“我惭愧得很。”
这是自道教子无方，李鸿章不知如何回答？就这微一僵持之际，善伺人意的那名青衣侍儿，将水烟袋伸了过来：“中堂请抽烟！”
等他“呼噜噜”吸完一袋水烟，恭王换了个话题：“见过上头了？”
“是！从宫里出来，先去见五王爷，说逛西山去了，跟着就来给王爷请安。”
“跟老七碰过面了？”
“就一早在朝房里匆匆谈了几句。”李鸿章照实而陈：“七王爷约我晚上详谈。”
“也亏你！我早说过，‘见人挑担不吃力’，他早就尝到滋味了。这副担子非你帮他挑不可。少荃，”恭王停了一下，拉长了声调说：“任重道远啊！”
“王爷明鉴！”李鸿章略带些惶恐的神态，“朝局如此，鸿章实在有苦难言，如今要办的几件事，也还是秉承王爷当年平定的大计而行。只是同样一件事，此刻办比从前办，要吃力得多。王爷现在虽不问事，王爷的卓识，鸿章是最佩服的，总要请王爷常常教诲！”
“你太谦虚了。我如今要避嫌疑，不便多说话，而且也隔阂了，没有话好说。”恭王忽生感慨，“清流一时俱尽，放言高论的人少了，能够放手办事，亦未始不佳。”
李鸿章一时不明他的用意何在，不敢附和，只答应一声：
“是！”
“幼樵怎么样？常通信吧？”
提起张佩纶，是李鸿章一大心事。马江一役，张佩纶未获重谴，是因为军机上投鼠忌器，怕一论战败的责任，牵涉太广，难以收拾，但不办张佩纶又不能平天下之愤。因此，孙毓汶定计，借唐炯、徐延旭一案，一并收拾清流。唐、徐二人以丧师辱国之罪，定的斩监候的罪名，在罪名未定之先，李鸿章、左宗棠、丁宝桢先后上疏救唐炯，都碰了钉子。罪名既定之后，追论举荐之非，荐唐炯的有张之洞、陈宝琛、张佩纶，而结果不一样，张之洞因为在广东“颇著勤劳，从宽察议”。
其次是陈宝琛，因为他“力举唐、徐，贻误非轻”，落得个革职的处分。再下来就是张佩纶，加上马江一役，“调度乖方，弃师潜逃”的罪过，从重戍边。这就是所谓“侯官革职，丰润充军”。
张佩纶是这年四月里起解的，名为“充军”，其实是在张家口闭门读书。李鸿章不但常有接济，而且常有书信往来，谈论军国大计。但此时对恭王不必说实话，只这样回答：“偶尔通问而已！”
“幼樵可惜！”恭王微喟着说：“张香涛杂，陈伯潜庸，吴清卿轻，清流当中，论才气还是幼樵。”
李鸿章觉得恭王对张之洞、陈宝琛、吴大澂所下的一字之评，十分贴切，而对张佩纶有怜才之意，更感欣慰。恭王罢黜，张佩纶不能脱干系，原以为他会记仇，不想反倒惋惜张佩纶的遭遇！既然如此，不妨稍说几句实话。
“王爷的知人之明，实在佩服。如今预备大办海军，原是幼樵的创议，鸿章忝为大臣，有为国家育才举贤之责，当初有个私底下的打算，如果海军办起来，保荐幼樵经纪其事，成效一定卓然可观。经此磋跌，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李鸿章的实话只说了一半。他对张佩纶的期望，不仅在于办海军，而是打算以衣钵相传，接管北洋。北洋的局面扯得甚大，他认为他“老师”曾国藩的话：“办大事以寻替手为第一！”实在是至理名言。自己位极人臣，将逾六十，在北洋也没有几年了，一旦交出了关防，论公，承先启后；论私，遮掩弥缝，都非得预先安排一个人在那里不可。
这个人很不容易物色，资格不够、才具不行、见解不同、关系不深，都难与其选。看来看去只有张佩纶最好，才具、见解、关系，样样合适，最难得的是翰苑班头，清流领袖，这个资格是北洋嫡系人物中没有一个够得上的。而不是翰林出身，想当北洋大臣就很难了。象张佩纶，以张之洞为例，积资升到二品的内阁学士，外放巡抚或者内转侍郎，立刻就可以大用。那时候奏调他会办北洋军务，历练个两三年，顺理成章地接了自己的关防，岂不是为公为私最顺心惬意的打算？
所以“经此磋跌，一切无从谈起”，也是违心之论。他的本心不但想设法将张佩纶弄回来，而且还想保他起复。不过眼前还“无从谈起”而已。
恭王当然猜不到李鸿章的心思。他这时由张佩纶的遭遇，联想到另一个人，“唐鄂生也可惜。”恭王说道：“相形之下，张幼樵还算是运气的。”
鄂生是唐炯的号。论丧师辱国之罪，唐炯不比张佩纶重，然而革职拿问，竟判了斩监候的罪。转眼冬至将到，如果“一笔勾销”，那就会使得菜市口在杀肃顺，杀何桂清以后，再一次水泄不通，轰动一时了。
“是！”李鸿章忍不住说了句：“薛云阶未免过分，听说是有私怨在内。”
薛云阶就是刑部左侍郎薛允升，恭王很注意地问：“喔，是何私怨？”
李鸿章颇悔失言，无端道人长短，传到薛允升耳中，自然会记恨，岂非平白得罪了一位有实权的京朝大员？就这沉吟未答之际，恭王却又好奇地催促了：“只当闲谈。
不妨事！”
不但催促，而且已看出他心中的为难，李鸿章不能不谈了，“原是误会，也是丁稚璜处事，稍欠周详。”他说，“传闻得之，不知其详，约略给王爷说一说吧！”
李鸿章是得自四川来客的传闻。唐薛结怨在七八年以前，那时的唐炯，在四川由捐班知县，升到道员，丁宝桢一见，大为赏识，许为“国士”，更因为同乡的关系，益加信任。说实在的，唐炯受命整理四川盐务，亦确有劳绩，无怪乎丁宝桢言听计从，成为四川官场中的红人。
就在这时候，薛允升由江西饶州知府，调升为四川成绵龙茂道，兴冲冲携眷到任，见过总督，谈得亦很融洽，那知第二天“挂牌”出来，薛允升变了调署建昌上南道。
这两个道缺，肥瘠大不相同。成绵龙茂道下辖成都、龙安两府，绵州、茂州两直隶州，衙门在成都，不但是四川的首道，而且因为兼管水利的缘故，入息甚厚。
建昌上南道下辖雅州、宁远、嘉定三府，邛州一个直隶州，衙门在雅州，地当川藏交界之处，专责是抚治土司。地方又苦，差使又麻烦，这还罢了，最令人不平的是，各省驻防将军都不管民政，与地方官只有体制上的尊卑，并无管辖上的统属关系，惟有成都将军可以管建昌道，这自是因为建昌道管土司，职掌特殊的缘故。
由于这一管，建昌道凭空多出来一个顶头上司，每趟进省公干，对将军衙门要另有一番打点。将军的“三节两寿”，其他地方官的贺仪，不过点到为止，建昌道却须比照孝敬总督的数目致送。因此薛允升万分不悦，认定是唐炯捣的鬼。
谈到这里，恭王插嘴问道：“我记得唐鄂生那时候是建昌道，是不是对调了呢？唐鄂生似乎没有当过成绵道啊！”
“是！王爷的记性好。那时候唐鄂生是建昌道，可也没有当过成绵道。成绵道后来挂牌由丁价藩署理，不过丁价藩是由建昌道调过来的。”
“慢慢！少荃，你这笔帐没有算错吧？”
“王爷是说唐鄂生既是建昌道，何以丁价藩又从建昌调过来？这里面有笔缠夹工的帐，我算给王爷听… 。”
原来唐炯的本职是建昌道，但因督办盐务的缘故，经常驻在省城，因而又得另外派人署理建昌道。此人就是李鸿章所说的丁价藩，名叫丁士彬，河南人，生得瘦小闪烁，以才能自负，而实在是儇薄小人，不知怎么亦为丁宝桢所赏识？“照此说来，唐鄂生无非占个实缺而已，谁来署理他的缺，与他根本不生关系。”
“正是这话。”李鸿章答道：“是丁价藩想改署成绵道，稚璜也要他在身边，所以硬作主张来了个对调。薛云阶不明内幕，张冠李戴，拿这笔帐记在唐鄂生头上，一直耿耿于怀，如今是遇到了以直报怨的机会了。”
“恩怨难言！”恭王感叹着。接下来又问：“稚璜清风亮节，亦以能识人知名，这丁价藩必是能干的？”
“能干不能干不说，稚璜受他的累是真的。川人拿他跟稚璜并称，号为‘眼中双丁’。又有‘四大天地’之说，诋毁稚璜，十分刻薄，当然也是丁价藩替他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