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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前传-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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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时候,巴黎方面已提出抗议,认为中国违约,要求赔偿巨额兵费,并且指出,五款简约的中文本与法文本,在内容上不同。依照外交惯例,条约都以法文为准,而况是法国本身与他国订立的条约,当然更加坚持,一切都以法文本为证据。 
  事态演变至此,慈禧太后深为恼怒,一面降旨责李鸿章办理交涉不善,一面对法持强硬的态度,分饬有关各省督抚、将军、统兵大员,严密防范。当然张之洞和张佩纶也接到了这道密旨。 
  这时的两张,正由李鸿章伴同,由天津大沽口出海在巡阅北洋水师。 
  其时刘铭传亦正奉召进京,路过天津,自然是北洋衙门的上宾,宿将新贵,意气轩昂。李鸿章不论为了保持他个人重臣的地位,还是实现他创办海军的雄心,都须眼前这班“红人”作他的羽翼,因而刻意笼络,除去大张盛宴以外,亲自陪着两张一吴——他的会办大臣吴大澂,出海巡阅北洋水师。 
  出大沽口自北而东,遍阅旅顺、登州、威海卫各要塞,使张佩纶长了许多见识。当然,在天津、在船上,他与李鸿章曾多次闭门促膝,倾诉肺腑,取得了谅解。李鸿章几乎以衣钵传人视张佩纶,唯一的要求是无论如何要在暗中协力,保全和局,否则不但创设海军无望,既有的局面,亦恐不保。 
  这是李鸿章看出法国其志不小,一定会在闽海一带挑衅,但是他说不出退让的话,希望张佩纶不管如何放言高论,在紧要关头,能对法国让一步。除此以外,李鸿章还期望张佩纶能对抗曾国荃将南洋大臣的实权收过来,一方面可与北洋呼应支援,一方面作为未来“经画七省水师”的张本。 
  对于这个主意,张佩纶自然深感兴趣,因而以“抽调闽局轮船聚操”为名,在天津就拜发了一个奏折: 
  “窃谓海防莫要于水师,而闽省莫要于船政。 
  查闽省船政局,创自左宗棠,成于沈葆桢,造轮船以为水师之基,设学堂练船以为水师将材之选,用意至为深远。虽西洋船制愈出愈奇,局船已为旧式,而中国创设轮船水师,他日将帅必出于闽局学党,一、二管驾局船之人,故待之不可不重,而察之亦不得不严。” 
  所谓“局船”,是福建船政局自造的轮船,一共二十二艘,驻于福建的只有八艘,其余十四艘分防各省。其中最好的一艘是“扬武”号,福建船政大臣特地遣派到津,迎接张佩纶,管带是一员副将,名叫张诚,接谈之下,才知道其中的腐败情形,至于操练,则向无定章,所以坦率据情直奏: 
  “分操向无定期,合操亦无定法,举各船散布海口,养而不教,势必士卒游情,船械敝蚀而后已。伏念各省文风,通都大邑每胜于偏僻小县者,序序之士,敬业乐群,狭乡之士,独学无友也。各路陆军,重镇练军每胜于零星防泛者,简练之兵,三时讲武,分泛之兵,终岁荒嬉也。” 
  以下引叙西洋水师训练之精,然后论到中国的水师: 
  “中国急起直追,犹惧不及,若费巨帑以造轮船,而于水师训练之法,忽焉不讲,惟是南北东西,转运应差为务,使兵轮管驾,渐染绿营赌博嗜好之习,将来设立七省水师,利未开而弊已伏。” 
  这是为了整饬军纪,是建军的根本要图,理由极其动听,办法却是另有用心。 
  办法中首先提到曾与李鸿章“详细熟商”,所得的结果是: 
  “拟将局造轮船分防各省者,由臣陆续调回,在闽认真考察,酌定分操合操章程,庶管驾之勤惰,船质之坚窳,机器之巧拙,械炮之利钝,臣皆了然于胸,改局船散漫之弊,亦即为微臣历练之资。无论海防解严,各船抽调回闽,近者三五日,远者十余日,即可回防,不至贻误,即或海上有事,而似此兵轮散碎,分防适以资敌,安能折冲?故欲纵横策应之功,终以大建七省水师为急。臣拟抽调局船,亦在闽言闽,一隅之计耳。如蒙俞允,除北洋所调‘康济’五艘,臣遵海而南,即可就近验看;广东所调‘飞云’两艘,现在驻琼转运,暂缓调回,所有南洋各舰,拟即分别电咨檄饬,陆续调至闽海操练一次,仍令回防。将来分操合操,如何酌立章程,七省实有犄角之势,三洋断无畛域之分,容与南北洋大臣,各省督抚及会办诸臣,次第考求办理,以副朝廷澄海育材之意。” 
  奏折中所陈,各为“考察操练”,其实是想骗南洋大臣辖下的七艘“局船”回到福建,归诸掌握。同时这道奏折中还有两层极深的用意,第一是要骗取朝廷承认,凡是福建船政局所造的轮船,都归张佩纶指挥管理;第二是想确定他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宜”的身分地位,是凌驾船政大臣而上,与南北洋大臣及督抚并行的钦差大臣。 
  拜发了奏折,立即上船,批示自然还看不到,一切消息也都为大海隔绝了。直到烟台,方始与李鸿章作别,与张之洞一起坐“扬武”号取道上海,分赴闽粤。 
  一到上海,才知大事不妙,越南战火复起,和约濒于破裂,“海防”由“解严”而又“戒严”。最坏的是观音桥一役打了胜仗!如果是打了败仗,则朝旨必定求沿海自保为已足,可以无事,一打胜仗,朝廷自然得意,更无委屈求和之意,而法国亦必不肯善罢干休,闽海只怕从此多事了。 
  张佩纶开始有些失悔了。他到底不是范仲淹,更不是陆逊,“行边”固可耀武,“临戎”却茫无头绪,不知如何扬天朝之威?事已如此,只得硬着头皮,赶到福建再说。 
  一到闽江口,由“北水道”入马江,未进口子,只听巨炮连轰,隆隆然仿佛从四处八方围击“扬武”号似的。张佩纶大吃一惊,口干心跳,自己知道脸色已经发白,但要学谢安矫情镇物的功夫,装作不经意地问道:“这是干什么?” 
  “回大人的话,是长门、金牌两炮台,放礼炮恭迎大人莅任。” 
  听得张诚的回答,张佩纶不自觉地透了口气,既惭愧,又自幸,亏得能够镇静,不然一到福建就闹个大笑话了。 
  “取二百两银子。”张佩纶吩咐老仆张福:“请张副将犒赏两台兵勇。” 
  于是张诚谢过赏,亲自指挥扬武号入口,沿江往西南行驶,江口两岸又有炮台,即以南岸、北岸为区分,照例鸣炮致敬,张佩纶再次放赏。 
  绕过青洲,但见港湾深广,水波不兴,这里就是马尾。南面一带名为罗星塔,北面船政局,局前便有码头,船政大臣何如璋已经率领文武员弁,站班在恭候钦差了。 
  何如璋是广东大埔人,同治七年戊辰的翰林,这一年正是日本明治天皇即位,继德川幕府的“大政奉还”之后,发生“戊辰战争”,结果“倒幕派”取得胜利,由此而“版籍奉还”、“废藩置县”,结束了多少年幕府专政的局面,开始了有名的“明治维新”。八年以后,中国初次遣使日本,即由何如璋以侍讲的身分膺选。 
  在日本驻留了四年,任满回国,何如璋到了京里,与旧日僚友相晤,大谈日本风景之美,诗料之丰。张佩纶问他,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怎么回事?何如璋瞠目不知所对。因此,张佩纶就很看不起他,虽然科名晚一科,却不愿自居于后辈,见面直称他的号:“子义!” 
  反倒是何如璋称他“幼翁”。迎入船局大厅,奉为上座,自己侧面相陪,“幼翁”长,“幼翁”短,陈述船局的概况。张佩纶半仰着脸,“嗯,嗯”地应着,简直是“中堂”的架子。 
  “幼翁!”陈述完了,何如璋又问:“局里替幼翁备了行馆,是先进省,还是驻节在此?” 
  “自然是进省。上头当面交代,福建的应兴应革事宜,让我不妨先问一问穆春岩、何小宋。我打算明天就进省。” 
  这是指福州将军穆图善跟闽浙总督何璟,言下之意连福建巡抚张兆栋都不在他眼里。何如璋不知他衔着什么密命,要到福建大刀阔斧地来整顿?益发不敢怠慢,当天陪着他勘察船政局的船槽、船坞,所属的九个厂,以及教习制造和管驾的“前后两学堂”。夜来设宴相邀,张佩纶辞谢不赴,何如璋将一桌尽是海味的燕菜席,连厨子一起送到行馆,张佩纶总算未曾峻拒。 
  第二天一大早,何璟特派督标中军,由首县陪着,用总督所坐的八抬绿呢大轿,将张佩纶接到福州。将军督抚以下,都在南门接官亭站班侍候,一则迎钦差,再则“请圣安”。 
  凡是钦差莅临,地方文武官员照例要“请圣安”,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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