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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通商”范围与“兵费宜拒”，是朝廷特饬办理和约的要旨，另外还有一点，是要保全刘永福的黑旗军。这牵涉到北圻撤军，最费周章，简约第二条，就曾规定：“中国南界，既经法国与以实据，不虞侵占，中国约明将北圻防营，撤回边界。”但刘永福是否肯撤，大成疑问。
刘永福和黑旗军的出处，是李鸿章最伤脑筋的一件事。几乎上到太后、下到小民，内而军机处、总理衙门，外而驻法使臣曾纪泽，都认为刘永福和他的部属，对国家不但过去大有功劳，将来还大有用处，所以从马建忠自上海陪福禄诺北上准备与李鸿章议和之时起，就不断有人上奏，包括张佩纶在内，无不要求保全刘永福。慈禧太后和醇王当然会顺应舆情，在指示李鸿章议和宗旨的四款密谕中，最后一款就专为维护刘永福而言。
己之所受，恰是敌之所恶，李鸿章知道法国人在这一点上是不肯让步的，如果中国政府不将刘永福视作官军，依据五款简约第二款，从北圻撤退，法国就会当“土匪剿办”，这那里是保全之道？当然，刘永福自己知难而退最好，无奈这是不可能会有的事。至于李鸿章个人对刘永福的观感，倒跟法国人差不多，第一是痛恨，恨刘永福捣乱闯祸，害得和局难成；第二是轻视，断定刘永福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李鸿章就滇、桂边境的整个局势来看，认为刘永福是一块被重重围困，杀不出路来的“孤棋”。但是孤棋有两只“眼”亦可“做活”，从前的两只眼是唐炯、徐延旭，这两只眼现在变了自身不保的“假眼”，但可能又找到另外两只眼，一只眼是岑毓英、一只眼是唐景崧。
因此李鸿章在开议之初，就有一个打算，关于刘永福的出处，唯有在和约中不谈。然而何以不谈又必得有番话搪塞朝旨和清议，所以复奏的措词，很费了些苦心：
“至刘永福黑旗一军，从前法兵单寡之时，屡殪法将，法人恨之，必欲报复。上年曾纪泽迭与该外部商论，由中国设法解散约束，而法廷添兵攻取，意不稍回。去冬克山西，黑旗精锐受伤甚多，已受大创。今春刘永福募四千人援北宁，亦不战而溃，其御大敌何怯也，华人专采虚声，佥欲倚以制法，法人固深知其无能为役。此次福禄诺绝未提及，我自不便深论。将来该国另派使臣，若议及此，当由岑毓英、潘鼎新酌定安置之法。”
这是极言刘永福不能“御大敌”，且为敌轻视，不值得保全。接下来，便想借重朝廷的力量，先解决刘永福，免得将来发生冲突，自己经手和约，脱不得干系：
“目下和议已成，法人必无反复，法兵必渐撤减，滇、桂边防各军，亦宜及早切实整顿，凡不得力之勇营，应逐渐裁减，汰无用而留有用。闻刘永福所部，冗杂骚扰，与越民为仇，实为边境后患。拟请旨密饬云南、广西督抚，严明约束，酌加减汰，预筹安置妥策，俾无生事滋扰，则保全者多矣。”
这道奏折与议定五款简约，同时上达御前。慈禧太后与当政王大臣倒都没有话说，但言路大哗，朝旨命李鸿章应该博采群言，不可稍执成见。这一来，李鸿章心存畏惧，跟福禄诺还有些附带的口头协议，就不敢奏报了。
附带的协议是由简约第二款而来的。这一款前段规定：“中国南界既经法国与以实在凭据，不虞有侵占滋扰之事，中国约明将所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但是，中国“防营”何时调回呢？福禄诺提出要求，沿广西边界的，限简约生效后二十天内撤回，在云南边界的，限期则放宽一倍，是四十天撤回。虽未达成协议，但无论如何是经手谈和的人，必须了清的首尾，而李鸿章因为清议不满于简约内“未将越南为我藩属一层，切实说明”，不敢再谈撤兵，所以隐匿不以上闻。
好在这到底是简约，根据第五款规定，三个月以后“悉照以上所定各节，会议详细条款”，在清议觉得还有挽回利权的机会，认为不妨到时候再说话。在李鸿章则认为三个月以后还可以说明经过，此时不说不妨。
就这样，对法和议就算糊里糊涂结束了。
正在这时候，张之洞奉召到京。在山西三年，操劳过度，所以年未五旬，而须发多白，越显得是忧国荩臣的丰采。一到，照例宫门请安，当即召见。慈禧太后手里压着一个张树声因病请开两广总督缺，专治军事的奏折，要看张之洞的奏对如何，再作道理。
当然，召见的用意，是他早就得到了消息的。仕途有几个关键，一跳过去，就是龙门，道员擢监司，巡抚升总督都是，张之洞心里有数，早就有所筹划，因而奏对甚称懿旨。
问到越南的军事，他不必为他的至亲唐炯辩让，亦不必攻讦张树声，只说目前滇桂边境的用兵，两广总督的职司就象剿捻时候的两江总督一样。当年曾国藩坐镇江宁，全力为前方筹办粮台，李鸿章得无后顾之忧，方能成平捻之大功。如果现在两广总督亦能多方调度，要械有械，要饷有饷，源源不绝地输运边境，则前方将士，无虞匮乏，自然可以严申纪律、效命驰驱。
这话在慈禧太后自然觉得动听。张树声出身淮军，对边境支援，厚此薄彼，已有许多人说过话，最近张佩纶还曾提到。张之洞翰林出身，与湘淮俱无渊源，而且勇于任事，教他到两广去筹划粮饷，当然可以不偏不倚，大公无私。
然而粮饷又从何而来呢？张之洞亦早已想好一条路子，不过这条路子不宜陈之于庙堂，更怕清议抨击，不能不严守秘密。所以只含汉糊糊地答奏，广东的富庶，天下知名，所患者经手人侵吞中饱，只要肯实心整顿，多方爬梳，弊除则利自生。
这番话又是慈禧太后所爱听的，因此，不到三天，就有明发上谕：“张树声准开两广总督缺，仍着督率所部，办理广东防务。两广总督着带之洞署理。”
清流大用，至此极盛，李鸿藻门下两张都是门庭如市，红得发紫了。
二张的大用是李鸿藻的一大安慰，更是一大希望。从三月十三“降二级调用”到现在一个半月，始终未有后命。这表示还有滥保唐炯、徐延旭一案未了，要等这两个人解到京里，审问定罪，看情节可以不予察议，才会补用。当然这也不是坏事，无官无职不必上衙门，也就不致于难堪。能这样“闭门思过”过一年半载，等张之洞在广东、张佩纶在福建，大展长才，更邀慈眷之时，合疏力保，一下子就可以开复原官，岂不比降补内阁学士，再循资升转强得多？
因为如此，他反倒不愿吏部具折题补。好在吏部两尚书，一个是接自己遗缺，久在弘德殿同事的徐桐，一个是翁同和的把兄弟，跟自己的关系也极深的广寿，都可以照他的意思行事。只是虽已罢官，门庭并不冷落，尤其是两张，几乎没有一天不到宣武门外，曾为严嵩故居所在之地的绳匠胡同李宅长谈。
这时的张佩纶，已经遵照慈禧太后的面谕，上了一个“请设沿海七省兵轮水师，特派重臣经画”的奏折，这所谓“重臣”，当然是李鸿章，而将来不管水师衙门设在京师，或者天津，李鸿章只会兼管，不会专任，专任之责，必定落在自己身上。所以“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在他看来只象某处黄河决口，特简大臣为钦差去踏勘实情，就地指示该管督抚防堵那样，不过三五个月工夫，就可以返京复命。然后就会奉旨会同李鸿章筹办水师衙门，管七省的海防，也有七省的协饷可用，那时以“学士行边”，艨艟环护，万里乘风，固非范仲淹梦想所能到，而书生典兵，“少年负重”，更可能如吕蒙之荐陆逊。李鸿章如果内召，或者进军机，或者管总署，当然会荐以自代。
在张之洞知道此去广东，军事非己所长，不妨推重彭玉麟，事成则收和衷共济的美名，事败亦尽有人分责分谤，要全力以赴的，只是筹饷，而筹饷的捷径，则是开赌。
不久，张树声上了一个奏折，首先就说：
“两次督粤，几及三年，空怀报国之诚，曾乏济时之略，涓埃靡效，抱疚难名。特粤事利弊，臣竭蹶请求，粗悉原委，谨撮举大略，为皇太后、皇上陈之。”
以下分吏治、军政、理财、民风四大条，民风一条中，提到广东的赌风：
“赌之名目甚多，至不可胜计。今白鸽等票，比户有之，虽部议加重罪名，而嗜赌成为风俗。几以禁令为违众拂民之事。闱姓一项，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