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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了五天，消息沉沉。前一个折子一定是“淹”了，盛昱觉得不必再等，毅然决然将后一个折子递了上去。
慈禧太后看到这个折子，觉得话说得有道理，要驳很难有堂堂正正、理直气壮的理由，只好留中不发。但是第二个折子却又到了。
此人是个蒙古名士，名叫锡钧，字聘之，镶白旗人，光绪二年丙子恩科点的庶吉士，现任翰林院编修，兼充日讲起注官，照例得以专折言事。
“奴才知醇亲王决疑定计，一秉大公，断无游移畏葸之弊。所虑者军机处为用人行政之枢纽，机势所在，亦怨讟所丛，醇亲王既预其事，则凡紧要事件，枢臣会商，即非紧要事件，枢臣亦须商办。若令醇亲王时入内廷，圣心固有未安，若令枢臣就邸会商，国体亦有未协。况事之成败利钝，本难逆暗，万有一失，枢臣转得所借口，在醇亲王不避嫌怨，即归过于己，亦所不辞。第恐颂王之功者多，规王之过者少，即有忠直敢谏之臣，念及朝廷有难处之隐。亦无不括囊，于是揣摩之辈，窥此窍要，媚王左右，蔽王听闻，百计营谋，不售其术不止。即王不堕其术中，而以尊亲之极，值嫌疑之交，以视王之初心，似未相副。奴才以为事与其难处于后，何如详审于今。”
这番议论，比盛昱的折子，更来得透彻宛转，但亦更难折中协调。依然只有留着再说。
不想第三个折子又来了。这次是个汉军，名叫赵尔巽，字公镶，号次珊，也是下五旗的正蓝旗人，同治十三年成进士，点翰林，现任福建道监察御史。他的见解与锡钧相仿佛，词气却更锐利。慈禧太后将这三个折子并在一起看，看出异样来了。这件事反对的都是旗人，反而平日动轧上折的那班汉人名士，倒默无一言，岂不可怪？
不论如何，已经有了三个折子，如果不能明白宣谕，一定还有讲话的人。奏折留中，本是不得已的事，一而再，再而三，毫无表示，倒显得仿佛有难言之隐，输了理似的。因此，她决定将这三个折子都发了下去，交军机议奏。
就这几天的工夫，军机处的办事规制，已出了新样。醇王自然不进宫，军机处掌权的是照多少年来的规矩，不是首辅问到，不得发言的“打帘子军机”孙毓汶。张之万向来善说模棱两可的话，额勒和布沉默寡言，而礼王世铎只有一样差使，居间将发下来的奏折及孙毓汶的话传到适园，请醇王拿主意。这样的办事方法，叫出一个名堂，名为“过府”。
“这都是‘那边’指使的。王爷，你想，”孙毓汶说，“怎么汉人都不说话？”
“那边”是指恭王，世铎当然明白。不过他向来任何人都不肯得罪，所以听得这话，不愿附和，只这样问道：“莱山，你只说怎么办吧？最好写封信，省得我传话说不清楚。”
首辅干的差使，比新进的军机章京还不如。额勒和布听在耳朵里，觉得很不是滋味，然而也只有摸摸发烧的脸而已。
孙毓汶的感觉，跟他却好相反，当仁不让而得意洋洋地答道：“当然是‘应毋庸议’。此中委曲，外人岂能尽知，朝廷又何能尽行宣宗？等我亲自来‘票拟’。”
‘票拟’是明朝内阁所用的成语，代皇帝批答奏章，属于宰相及秉笔司礼太监的职掌，孙毓汶用这句成语，俨然以首辅自居。世铎听了亦觉得不是滋味，无奈一方面醇王信任，另一方面自己也真拿不出主意，只好装聋作哑，坐在孙毓汶旁边，看他提笔写道：
“钦奉懿旨：据盛昱、锡钧、赵尔巽等奏，醇亲王不宜参预军机事各一折。并据盛昱奏称：嘉庆四年十月，仁宗睿皇帝圣训，本朝自设立军机处以来，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等因钦此，圣谟深远，允宜永遵。惟自垂帘以来，揆度时势，不能不用亲藩进参机务。此不得已之深衷，当为在廷诸臣所共谅。”
写到这里，孙毓汶停笔问道：“王爷，你看我这段意思如何？”
“我不大明白。你说给我听听，回头七爷要问到，我好有话说。”
“这是指当初‘诛三凶’，不能不用恭王领军机，是不得已之举，大家不都体谅朝廷的苦衷吗？”
“是啊！这是以前的事了，现在干吗又提一笔？”
“当然要提。以前不得已，如今也是不得已，大家体谅于前，又为什么不能体谅于后？”
接着，孙毓汶又提笔写道：
“本月十四日谕令醇亲王奕譞与诸军机大臣会商事件，本为军机处办理紧要事件而言，并非寻常事件，概令与闻，亦断不能另派差遣。醇亲王奕譞再四推辞，碰头恳请，当经曲加奖励，并谕皇帝亲政再降谕旨，始暂时奉令。此中委曲，尔诸臣岂能尽知耶？至军机处政事，委任枢臣，不准推诿，希图卸肩，以专责成。经此次剀切晓谕，在廷诸臣，自当仰体上意，毋得多渎。盛昱等所奏，应毋庸议。”
写完封好，并在原折一起，连同其他“紧要事件”，“寻常诸事”的章奏，一起打个“包封”，由世铎“过府”去“取进止”。
对于盛昱等人的奏折，醇王另有看法，“这是因为军机上，汉人用得太多了，他们有点挂味儿。”他说，“肃顺自然该死，不过用人不分满汉，这一点不能不说他眼光独到。当年僧王不喜汉人，尤其不喜南边的汉人，可是他带兵这么多年，造就了什么人才？如今咱们要保住大清江山，还非重用汉人不可。就拿眼前来说，中法交涉不能不借重李少荃，越南的军事，也不能不起用湘淮宿将。咱们旗人的军队，除非我亲自带神机营到前方，还有什么人能用？再讲指授方略，我跟你老实说，我也只能靠许星叔，不说别的，只说那一带的山川形势，咱们旗人当中，就没有人能弄得清楚。”
世铎唯唯称是，毫无主张。醇王亦不愿跟他深谈，依照自己的意思，施展汉人恩威并用的手段，奏请将刑部侍郎许庚身派在军机处“学习行走”，专管军务。同时改组总理衙门，以奕劻“管理总署事务”，约略等于恭王以前的地位。宝洌А⒗詈柙濉⒕傲障吕吹娜鑫蛔樱闪搜志疵⑿砀恚约拔掏偷牡靡飧咦悖诟笱恐艿氯蠼犹妗！�
越南战事失利的责任，自然也要追究，一连发了两道密谕。第一道是：“前已有密旨令潘鼎新驰赴广西镇南关外，备旨将徐延旭拿问，并令王德榜传旨将黄桂兰、赵沃革职拿问。现计潘鼎新应已抵广西，着该抚派员迅将徐延旭解京交刑部治罪；并着潘鼎新会同王德榜将黄桂兰、赵沃溃败情形，切实查讯，如系弃地奔逃，即行具奏请旨惩办，毋庸解交刑部。已革总兵陈得贵，防守扶良炮台，首被攻破，副将党敏宣，带队落后，畏缩不前，均着即在军前正法。其余溃败将弁，一并查明，分别定拟，请旨办理，毋稍徇隐。”
第二道是：“云南边防紧要，迭经谕令唐炯出关督率防军，坚守边疆门户，乃该抚并未奉有懿旨，率行回省，置边事于不顾，以致官兵退扎，山西失守，唐炯不知缓急，遇事退缩，殊堪痛恨。前已密谕张凯嵩驰赴云南，传旨将唐炯革职拿问，现计张凯嵩应已至滇，即着派员将该革员迅速解京，交刑部治罪。”
廷寄到达广西、云南，唐炯和徐延旭俯首无语，遵旨将逮，不会有什么变故，但是王德榜却大为紧张。因为党敏宣全师后遁，不但所部三千五百人，屯在谅山，而且黄桂兰服毒自杀，所节制的两万人，目前亦在党敏宣掌握之中。陈得贵是冯子材的旧部，手下虽只一千人，却是打不散的子弟兵。如果公然宣旨，逮捕党敏宣、陈得贵就地正法，势必引起叛乱。因此，接到廷寄，秘而不宣，只召集了极少数的部将，商议对策。
有个千总叫宁裕明，湖南衡阳人，却投身淮军，又辗转归入王德榜部下，机智骁勇，是大将之材，这时自告奋勇，愿意擒党敏宣来献。至于陈得贵，到底只有一千人，王德榜决定包围缴械，说不得要“硬拚”了。
商定步骤，分头进行。宁裕明只带了一名马弁出镇南关，直投党敏宣大营，声称奉王德榜之命，邀他到龙州会商筹措军粮的办法。
这是当时军中第一大事，党敏宣自然该去。他也防到有什么不测之祸，自具戒心，不过对镜自照，气色不变，他精通星相之学，自己算自己的命，当死于刀下，所以每逢打仗，望敌先退，这时候又算了流年，认为能从北宁逃出来，灾星已退。而且看到宁裕明单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