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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此成见，皇帝对于这个折子中的话，没有一句能够听得进去，匆匆看完，咬着嘴，眨着眼，在思量对策。
“我得问问他们。”皇帝用很有决断的声音说：“理也好，势也好，都是去年秋天以前的事，早就该见到了，当初为什么不说？六叔还领头捐银子，那时候怎么就不想一想，圆明园非‘驻跸所宜’？”
这几句话却是理直气壮，慈安太后无话可说，慈禧太后对停工一事，并不热心，但对皇帝的微行，认为必须追究。她隐隐然有这样一种想法，倘或皇帝能够表示改悔，收心用功，则停工之事，就可暂时不谈，一步一步设法凑款，好歹要把圆明园弄得象个样子才罢。
于是她微微冷笑着说：“有些话，不好见笔墨。你也闹得太不象样子了！你自己做的事，自己知道。”
皇帝心里一跳，大概慈禧太后听到风声了，微行一事，不能承认，但不能不略加解释，想了想答道：“也不过去了几趟海淀，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光就是海淀吗？”慈禧太后问，“没有到过前门外，没有在外面吃过饭？”
“没有！”皇帝硬赖，“谁在皇额娘面前造的谣言？”
这句话把慈禧太后的气又勾了上来，“谁敢在我面前造谣？”她厉声问道：“七福晋为什么要造你的谣？”
这一下皇帝不作声了，而心里对他人议论他的微行，痛恨万分。七福晋当然是听醇王所说，醇王是听何人所说？必得查了出来，狠狠惩罚，一则出心头的气，再则也可以教别人看了有所畏惧，从此不敢再胡说八道。
“你十九岁了，我还能说什么？”慈禧太后这样含汉糊糊地暗示，“你自己惹出来的麻烦，自己瞧着办吧！”
于是第二天一早，皇帝传谕召见醇王，御前大臣伯彦讷谟访回奏：“醇亲王到南苑验炮去了，今儿个怕不能回城，请旨：是不是派专人去宣旨？”
皇帝想了想答道：“不用了，先见了军机再说。”
例行的见面，总是恭王先根据交下去的折子，逐一面奏处置的办法，皇帝的答复，也总是三言两语，简单得很。有时恭王自觉说得不够明白，打算着皇帝还会追问，而他却常是不求甚解，汉糊点头，所以每天军机见面的时间，比过去短得多处理了折件，便是恭王主动陈奏取旨。最近的大事，除却停园工，无非台湾事件，恭王与李鸿章之间，每天都有专差往来，传递信件，这天一早接到李鸿章的信，说日本派来的谈判专使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已经到达天津，并且与李鸿章见了面。据大久保利通说，他希望尽快到京，跟总理衙门开议。
“那个大久保，他的来意，到底是什么？”皇帝问。
“大久保利通是日本萨摩岛人，跟在台湾的日将西乡从道是同乡。”恭王答道：“大久保此来，据说要定和战之计，态度很硬，不过照臣看，还是想要兵费。”
“跟咱们要？”
这是多余的一问，恭王应一声：“是！”声音极轻，几乎等于不答。
“他派兵占了中国的地方，还要中国赔兵费，这叫什么话？”
“皇上责备得是！”恭王趁机答道，“总缘力不如人，唯有暂时委屈。日本学西法以致强盛，不过几年的事，得力于上下一心，实事求是。臣等私下打算，托天之福，洪杨、捻匪次第削平，西路军事，委左宗棠以全责，亦必可收功。如今正该修明政治，整军经武，师夷人之长以制夷，则委屈一时，必有重申天威之一日。臣等这一番打算，故去的胡林翼、曾国藩，现任的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都是这样看法。自道光末年以来，国步艰难，日甚一日，先帝忧国而弃天下，十三年来上赖两宫皇太后圣明，外恃先朝的深仁厚泽，有曾国藩、胡林翼、憎格林沁、多隆阿、以及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公忠体国，得以转危为安。只是内忧虽平，外患未已，剥复祸福之机，全在皇上常存敬畏之命，圣德日明，励精图治，不然，只恐国亡无日！”
前面一段话都说得还动听，就是最后一句逆耳，皇帝面无表情地说：“空言无补事实。总署跟日本使臣交涉的经过，你写个折子来！”
“是。”恭王看着沈桂芬说：“你记着。”
“李光昭的案子，李鸿章办得怎么样了？”皇帝吩咐：“催一催他。”
“正在办。”恭王答道，“现在奉旨在查，李光昭跟贵宝有无勾结。李鸿章得要行文内务府，往返较费周折。臣遵旨，先通知李鸿章办结了李光昭一案再说。”
“嗯！”皇帝问道，“你们还有什么事？”
“吏部有个折子，皇上还没有交下来。”
皇帝想了一下，“一概革职，处分太重了！”他说：“再留着看一看吧！”
“李光昭一案，贻笑中外，臣在总署，外国使臣每每问起，臣真无地自容。”恭王坚持着，“内务府大臣，蒙混入奏，咎有应得，臣请皇上无论如何要准奏。”
皇帝越感不快，认为恭王迹近挟持，但终于忍气把御案上的一个奏折，往外推了推，说一声：“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不依也不行！”
于是拟旨上呈，内务府大臣由于陈彝参劾、吏部议奏，除魁龄告假以外，崇纶、明善、春佑一律革职。
等军机见面完毕，全班皆退时，皇帝特为把恭王留了下来，“说我在前门外闲逛，”他问，“你是听谁说的？”
恭王脱口答道：“臣子载澂。”
皇帝脸色大变，连冷笑，起身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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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这天晚上的皇帝，情绪激动异常，平日逃避着不肯去细想的心事，此时都兜上心来。太后的诘责、重臣的劝告、言官的议论，似乎把所有的过失都推在他一个人头上。最使他不甘服的是，明明是早就该说，以前不说就无须再说的话，偏偏在这时候用来作“欲加之罪”，而恭王不能约束儿子，反来管别人的闲事，更令人齿冷。还有，载澂居然敢如此，等于出卖自己人，其情尤为可恶。
“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皇帝握拳捣着御案，“非好好儿出这口气不可！”
睡过一夜，余怒未息，强自抑制着召见军机。恭王陈述了沈葆桢赴台，大久保利通已自天津启程，准备如何交涉之类的有关总理衙门的事务以后，拿出一张白纸，捧上御案，是调补崇纶等人遗缺的名单。
“户部左侍郎魁龄擢授工部尚书。”皇帝看到这第一行，立刻便觉气往上冲，几乎不可抑制，“这不太便宜了吗？同样是内务府大臣，一个革职，一个升官！”皇帝这样冷笑着说。
“臣等公议，循次推迁。实在不知圣谕意何所指？”
这等于公然挺撞，皇帝又是一气，冷笑着问：“魁龄有些什么资历？”
“魁龄是咸丰二年的进士，同治四年就当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了。”
恭王的意思是，魁龄早就是二品大员。皇帝当然懂他的话，故意又问：“我即位的时候，他干什么？”
“那时，”恭王照实答道：“他是工部郎中。”
“喔！四年的工夫，由郎中升到侍郎，是靠谁啊？”恭王一听语气不妙，赶紧这样答道：“自然是出自天恩。”
“哼！”皇帝又问：“他跟你老丈人桂良是同宗不是？”
魁龄姓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人，这是瞒不了的，恭王只好硬着头皮答一声：“是！”
“好，好！”皇帝越想越不舒服，把前后的经过参照对看，认为魁龄先被派出去修陵工，随后告假，全是受了恭王的指使，有意规避，不理园工。如今将崇纶革了职，又正好补他的私人，居心是何等阴险？
这样一想，多少天来的积怨，一下子发作，血脉愤张，脸胀得通红，自己忍了又忍，还是忍不下去，咬一咬牙决定痛痛快快干他一场。
于是一言不发，振笔疾书，写好一张朱谕，大声说道：
“把御前大臣都找来！”
御前五大臣，日日在内廷当差，这几天更不敢疏忽，一闻宣召，全班进见。皇帝自我激动得手在发抖，一面将朱谕递给惇王，一面急促地说：“恭亲王无人臣之礼，我要重重处分！”
惇王接到手里一看，大惊失色，朱笔写的是：
“传谕在廷诸王大臣等：朕自去岁正月二十六日亲政以来，每逢召对恭亲王时，辄无人臣之礼；且把持政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