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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转移话题，对蔡景行、昊宇说：“吃好饭一起拉小提琴怎么样？”
两年前，蔡景行开始学拉小提琴，我和昊宇也各自买了一把小提琴跟在蔡景行后面凑热闹。离开生产队的一年多里，三个人还没有机会合奏过。
三把小提琴，尽管演奏水平不怎么样，但毕竟也是音乐，回响在知青点的院子里，一番热闹。
热闹之余，我们坐在那里闲聊，从他们的话语中却听出几分惆怅。
1974年，随着上海插队干部的撤退，知青下乡也进入转折。就拿我们队知青点来说，已经走了三分之一的人，大家在经历了最初的满腔热情后，开始进入一场痛苦的反思：我们的前途到底在哪里？
走和留，是现在知青议论最多的话题。
今年，在我回队之前，生产队有一个上大学的名额，队里推荐三个知青，其中两个年轻的被大队剔除了，理由是照顾年纪大的。
年纪大，竟然成了推荐上大学的理由。
有人不服气，于是大队干部就像当年插队干部问我一样，问他是怎么对待革命前途和理想的？想不想在农村扎根？这就成了大是大非的问题，甚至可能成为以后不再推荐他去上大学的理由。
所以，一提扎根的事，就弄得好多人很为难。
有人问李晶霞：“你有没有扎根农村的准备？”
她说：“有。”
再问：“你明年去报考大学吗？”
她回答：“不去。”
又问：“你后年去不去报考？”
她默然，然后不耐烦地说：“现在还不到后年呢！”
我对她说：“不是非要说自己‘决心扎根’这些话的。如果想报考大学，就应该说清楚，这又不是什么坏事。”
但是想想，生产队每年除了一两个上学的名额，还有一两个招工名额，谁也不知道会不会轮到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轮到自己？彼此之间多少有一些竞争和戒备。
昊宇说：“僧多粥少，照这样下去，总有人会永远留在农村的。”
大家又议论起前不久刚结婚的程小岚。
程小岚也是新知青，下乡时带着才十五岁的弟弟程小磊。在我们知青点像这样姐弟或兄妹一起下乡的有三对。8月份程小岚与邻队的一个上海男知青举办了婚礼，这是我们大队里第一个结婚的知青。
程小岚才21岁，结婚好像早了点，但符合婚姻法定年龄。听说有些兵团农场的快到三十岁了也没结婚，孩子倒有了。
蔡景行说：“对她来说，上学招工都没有希望，转点南方又没关系，恋爱结婚过日子倒也干脆。”
我问起国明的情况。
国明曾经想让学校根据他70届的身份，按四个面向的政策重新分配。在上海折腾一年后没有结果，只好再回到生产队。回来后他一心想等招工走，连煤矿招工也想去，被我劝了下来。那是一年多前我还没上学时的事。这次我回来发现他情绪不错，觉得有点奇怪，难道他现在有了新的想法？
王晓雁说：“可能有点什么原因吧，今年春节回上海探亲时，有个小姑娘自称是国明的对象，跑到我家打听国明的情况。她说她父母不同意他们谈恋爱，国明就对她说，不管怎么样，他都要回上海去的，要么被抽调回上海，要么就自己跑回上海。”
蔡景行说：“还想抽调回上海？这不是白日做梦啊！他是在骗自己还是在骗人家上海小姑娘？”
王晓雁说：“自己跑回去倒是可能的，但是没有户口没有工作，人家父母不同意，小姑娘自己也不会同意的。”
大家问我对队里知青目前的思想状况持什么观点？
我想起父亲知道我要回生产队后，曾来信再三告诫我：“党的每一项工作都是与全局有关的，都是党的需要，你回农村只是个人的愿望，不能强加于党，也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这样做。”
我于是回答他们：“能走的就高高兴兴地走，不能走的也要好好生活下去，我陪着他们。”
说这话的时候，我是轻松的，因为我是已经走了再回来的人，心归于平静，与别人不再有利益竞争。
不可否认的是，知青在走和留的痛苦反思中，开始面对现实，曾经失去的正常青春开始焕发，长期压抑在心头的生活追求、爱情欲望、知识渴求……悄悄萌芽。他们不再为自己曾经高喊过的口号而激动，梦想着最基本最实在也是最迫切的要求：安居乐业。
正文 104、老乡心思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45 本章字数：1918
回来后，我参加了第一次队委会。
一年多之前，我就是队委，现在叫我参加队委会也属自然。
队长王根生在会上提名让我担任政治队长，大家也没什么意见。
当时队长是一把手，另外还有生产队长、政治队长、车马队长、妇女队长，都是副手。作为政治队长，负责生产队前景规划和夜校的工作，还是比较超脱的。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现在的队委会成员同以前已经大不相同了。除了队长王根生、政治队长我、妇女队长张春芳是上海知青外，团支部书记刘鹏晖也是上海知青，原来还有一位上海知青担任会计，刚被推荐上了大学，会计就由刘鹏晖临时兼着；老乡在队委中除了生产队长、车马队长外，还有保管员和贫协主任；知青和老乡一半对一半。
已经是10月中旬，大雪就要来临，队委会的主要议题是秋收任务和劳力安排。
散会后，保管员李胜俊和我俩单独走，他言语不多，闷闷地憋了好半天才对我说：“你还是不回来好，在我们生产队，谁要是敢说几句公道话，那是没什么好处的。”
我听了只是一笑，觉得他话中有话，很有意思。
是对我的关心？还是对我的警告？
撅黄豆，一周下来，我已经慢慢适应。
早晨，西北风送我们上工地，风力很大，把我的耳朵吹得辣辣的。云块也随着我们往西边聚集。不一会儿，空中便飘起了细粉一般的雪。
天更冷了，哪怕你弯腰累了，直起身挺一下腰的那么点功夫，也会冷得全身打颤。
中午休息吃饭，发觉水壶里结了一层冰花，就着冷馒头，吃得心窝里就像塞进了冰块。
午饭后，老乡走了一半，回家睡热炕头去了。
农村自从搞定额管理后，干多少算多少工分，上下班时间没有人管。
我脱下棉袄，跳着活动了几下身子，又干了起来。天越冷我干得越欢，要不是镰刀断了，今天能干两个定额。
人出汗了，天也放晴了。
下班时，西边的太阳连着山尖那半部被拉得尖尖的，红得像火一样；太阳的上半部却圆圆的，黄黄的。看上去真像一只倒置的成熟蜜桃。
坐在颠簸的马车上，我感到一天劳动后的轻松。
回到知青点，看到肖明正在抹墙，我拿了把铁锹帮他和泥。
每年过冬前，东北都会用稀泥把外墙的缝抹平，再把窗户外的缝也全部贴上纸条，这样屋子不透风又保暖。
俩人边干活边唠喀。
他说起自己分在上海工作的弟弟，已经入团当了干部，自己有点自卑，说：“我就当个农民吧，别看没出息，每顿五个馒头！”
嘿嘿地笑了一下，他又叹息到：“哪个当领导的真正关心过自己？重视过自己？”
他觉得知青不再像两年前那样单纯天真了，人心思走，相互间变得有些冷淡麻木。他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热情奔放，开始看破红尘，封闭自己。甚至对别人的帮助也抱着戒心，怕成为别人的戏子；但当别人稍离他一些时，他又感到被边缘的苦闷。
我从和好的泥中挑出冻块说：“自然环境使它冻上了，一般的水还化不开它，它自己也有些顽固；扔了吧，太可惜；不扔吧，派不上用处。”
肖明很敏感，平时跟我也开开玩笑，他说：“你的意思是我和它一样呀？”
我说：“我不是指一个人，好像老乡的气氛也都有些怪怪的。”
我把那天保管员李胜俊对我说的话跟肖明学了一下。
肖明回头张望了一下，见没人，对我说：“你没听人说李胜俊以前与队里妇女打情骂俏的事吗？这个人有问题。现在他对知青也不好，分粮时还克扣了知青点300斤小麦。”
在我的印象中，李胜俊以前对知青很好的，过年过节还来知青点食堂帮助掌勺烧个菜什么的。怎么现在也有知青对他反感了呢？
肖明说：“不是我们对他有意见，是他们现在对王根生当队长有意见，你回来对王根生又支持，都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