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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的“突突”声，马绳的“轰隆”声，粮食“哗哗”的流淌声，就好像是一场音乐会。入马绳口的我，就像是这场音乐会的指挥，所有的声音有节奏地跟着我的指挥，此起彼伏。
夜里不时划过一两颗流星，它离我们那么遥远。照亮我们的，不是星星，而是小小的电灯。
灯光下，社员流淌着劳动的汗水，洋溢着收获的笑容。
我不由想起儿时，在窗外院子里堆起的山芋，我们在山一样高的山芋堆里爬上爬下。
一个曾经的顽童，现在收获着自己栽种、自己收割、自己脱粒的果实……
正文 100、暂别知青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44 本章字数：1944
我在边境插队的上半段经历将在这里告一段落。
后来有人问我：下乡两年八个月，难道男女知青就没有一点儿爱情的故事好写写吗？
我只能说，非常抱歉，真的没有。那时候谈恋爱是禁区，插队干部老孙对这个禁区盘查得很紧。再说新知青刚来，十六七岁，仍然像在中学里一样，男女之间不相往来。唯一的例外是老知青林大宝和秦慧兰，只有他俩，跨过了禁区甜甜蜜蜜地互帮互助，让情感发育慢了一拍的我们看了好羡慕。
至于新知青第一次回沪探亲时，有人说高朗与何雨琴俩人在谈恋爱，那也纯属猜测。后来事实证明他俩谁也没涉及到恋爱，只是一种保持着距离的青涩感觉。
邵子昂曾经在水库工地想给我和张春芳制造一个绯闻，但这个绯闻却让我更加远离男女感情。
在我记录那两年八个月的所有大田劳动、上山砍柴、水库突击、食堂风波、稻地奋战、文艺排练、学习小组的故事时，都欠缺了对女知青的描述，正是因为我那时对女知青确实很少接触，更谈不上有什么爱情故事了。
有人说，我们这一代人的爱情体验既不如上一代，也不如下一代。其实，对爱情的理解，我们并不亚于任何一代人，但如果是指时间上的早和空间上的多，我想，起码就我个人来说，确实如此。
知青班子开会欢送我。开始，大家回忆过去的一些工作，我谈到了以往知青点负责人施卫疆、邵子昂及很多知青对这个集体的付出，大家沉浸在插兄插妹战友情的回忆中。
只有张春芳突然问了我一个很尴尬的问题：“你在男知青中展开活动很多，为什么在女知青中活动就少？你以前与女知青还有点接触，后来怎么越来越少了呢？”
我一下子无言以对，我很纳闷她怎么发现了这一点？我一直认为这样做是在帮助我们远离绯闻，而如今我的离开，终于是彻底解脱了。这是个无法直接回答的问题，我只好幽了一默：“因为我们长大了。”
大家大笑。
不是吗？很多家长，在男女孩子发育成熟后，就开始约束他（她）们之间的交往。我们远离父母，只好自己约束自己了。
我想起父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什么时候你能和反对你的人成为朋友了，那你就成熟了。”
我想老天爷应该还有另一句话：“什么时候你能和异性也成为朋友了，那你就更成熟了。”
我承认，那时我不是一个很成熟的人，因为我不善于与异**往。
好多年后，我重新回到生产队，才在上海慰问团的催促下，谈起恋爱，并在经历了艰难的过程后终成正果。这与很多知青直到大返城时还没有爱情的经历比起来，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不过，这些故事要到我的下半部《边境插队手记》中才会出现。
队委会也开了一个欢送会，起先很严肃，又是讲优点又是提希望的。
欢送会结束时，王队长宣布：“趁临时食堂还没撤，队里杀一头猪，大家一起为他送行吧！”
从下乡直到后来的大返城，我是唯一赶巧能享受到“杀猪饯行”待遇的知青。
肖明在那个热闹的晚上，还放起了鞭炮。老乡和知青唱歌的、朗诵诗的，一个接一个。
我真的受宠若惊。
酒后，我久久地佇立在知青点的院落里。
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满地银冰，但我却忘记了这些，脑海中浮现的是一张张生动的脸和一段段生动的往事。
我所在的生产队知青现在已经成了生产主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插队的经历，哪怕是再激进的知青，也已经过了最初的兴奋期，面对生存的现实，他们开始了正常人的思维：何时才能与亲人团聚？什么才是安居乐业的生活？还有没有希望完成学业和事业？……
尽管有人上学、参军、招工、转点……似乎改变了个人的命运，就像我一样。但在那个历史背景下，这种半吊子的改变总会或多或少留下一些遗憾。
只有这依然还留在偏远乡村和边境上的知青群体，与大都市还在如火如荼的**运动渐行渐远，他们就像被抛在茫茫沙漠中，有迷惑，有哭泣，有怨恨，但却一路走着，一路从沙漠里捡起金子珍藏，等待着沧海桑田。
朦胧的夜色中，清真寺的轮廓清晰，而镰刀似的月亮，紧紧地钩着我们盖的女知青的新房子、钩着我们刚刚竖起的男知青的房架子。
我在孤寂的月亮下释然一笑，所有的人，包括我都应该明白：无论上一代人构成了什么样的社会现状，热爱生活，追求美好，永远都是下一代年轻人的天性。
（上半部完，2013年2月4日，上海）
（修改于2014年1月23日，上海）
正文 101、毕业待命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45 本章字数：1992
一年半后……
我从黑河师范毕业，在县文教科等待分配。
五十多名来自各个学校的毕业生，两天后，只留下三名待分配，其余都分到农村各中小学去了。
留下待分配的三人中，一个是齐师院的，其父曾任过地委委员；一位是哈师院的，其父是省教育厅办公室主任；还有一个就是我。
我交了一份回生产队务农的书面申请。一个工作人员告诉我：“可能性不大。”
科里让我们三人先分头跟着领导下农村搞教育调查。刘科长带我去了四加子、西岗子、爱辉三个公社。
到爱辉时，我特地把刘科长请到曾插队的知青点，让他听听知青对我要回生产队的反映是什么。我不知道他听到了些什么，但从知青点出来后，刘科长对我说：“我理解你了。”
回到县里，我写好农村教育的调查报告，交给刘科长。第二天一早，他对我说：“写得很好。你已经跑了爱辉、西岗子、四加子三个公社，我想过两天再让你跟搞业余教育的何老师去上马厂、张地营子两个公社，那么你就跑了我们县70％的地方了，对你了解全面情况很有好处。”
跟何老师走的具体时间还没定，下午没事，科里让我抄一份材料。
边上有两个工作人员正在整理今年推荐大学的知青名单，口里不断念着：“某某大学、某某中专……”
大概是整理得累了，他们停下来说了几句闲话：“你看，我们的手这么一划拉，就能定下来谁上大学，谁上中专，谁回上海，谁在黑河。这轻轻一点，让他们有了天壤之别！”
“什么天壤之别？我看有些上大学的水平还不如上中专的！”另一个搭话，说完还看了看我。
我和他对了一下眼，淡淡地一笑。
自从1973年“张铁生白卷”事件后，推荐工农兵大学生不再进行文化考试，官员走后门的现象开始出现，看来他们整理的名单中也有不少走后门的，这让工作人员颇有微词。
我抄完材料，正觉得无聊，忽听高朗、肖明、云龙等几个知青叫着我的名字上楼。
大车店就在县教育科大楼的对面，顾名思义，这是赶大车人住的旅馆，也是县城里最廉价的旅馆，我以前来县城一般都夜宿于此。
几个人在大车店一放下行李，就到对面的县教育科找我。听他们喉咙声很大，怕影响别人，我赶紧把他们引到我住的房间里。
见我一个人住一间房，肖明一边说“灵格么！”一边问我一月工资有多少？然后又把县里所有的饭店都臭骂了一顿，因为他们今天在街里没吃着肉。
等他们安静下来，我才问清楚，他们是来送高朗回上海的。
中央对“一片红”的做法有了些许松动，出现了一些“人性化”的措施。
首先，上海插队干部全部返沪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