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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92、平息矛盾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42 本章字数：1777
我被顶在了杠头上。
晚上，开了一个社员大会。会后工作队把捞木头的社员都留下谈话。
曹士英和杜义田情绪很大，对工作队收缴木头归集体的决议不满。连刚刚毕业回队干活的铁旦都在发牢骚：“让我们挣工分？光挣工分能盖得起房子吗？”
杜义田小心翼翼地把话说得滴水不漏：“要是大伙都同意这么处理，我也没意见。”
曹士英干脆一口一个“操”字，把工作队骂了个狗血淋头。然后把手一指我说：“连你也算在内！”好在他还算口下留情，没对我骂娘。
旁边的杜义田、铁旦一听都笑了，笑这小子二百五，连工作队也敢骂，爽；笑这小子有点孬种，不敢骂上海知青，臭！
不过这一笑，把现场紧张的气氛缓和了一下。
工作队挨了骂，再也无法忍受他们的笑骂，与这些捞木头的农民争了起来，让他们几个“要老实一点”，一下子又弄得僵起来。
我知道肯定是这么个对立的场面。
会前我就向工作队建议过，先个别做工作，但工作队批评我做事怎么婆婆妈妈的。
看工作队和农民越吵越凶，我也插不上话，就走出房间，细细地在心里分析这件事。我认为再谈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而且会使“木头处理”陷入被动。
我让李晶霞出来，去劝工作队结束这次谈话。李晶霞一会儿跑出来对我说：“工作队坚持一定要谈下去。”
屋里面的吵嚷声更大了，无法收场。我不得不再回到屋里，对大家说：“既然工作队决定由队里没收，那队里明天会拿出具体的没收意见，今天先谈到这里吧。”
大家这才悻悻然散去。
天已经很晚了，但我还是去找老高、王副队长和老吴副队长商量。他们仨也都挠着头，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说：“可不可以这样，根据老乡家房子的不同情况，采取收、留两种方案：房子很好不用维修的，木头收归队里，但发放打捞费；房子破了需要维修的，留下木头，但收一定的木料费。”
我补充说：“这两种方案也可以让社员自己选择。总之，不要与社员对立起来。”
老高有点担心，说：“这敢情好，但工作队已经宣布全部没收了，还能改吗？”
老王、老吴两个副队长也说：“就是，这上面的决议，怎么能改呢？”
我说：“工作队只提到要队里没收，但没提队里具体怎么没收，我们要想一个可以操作的办法。世界上什么事情不是人提出来，然后去粗存精的？不管什么事，队里总得充分发表个意见吧？行不行再说。”
没想到，其它几个生产队也都发生了捞木头老乡与工作队吵架的情况，他们正在连夜讨论如何调整策略。在听了我们提出的建议后，工作队第二天早上通知我：同意这个方案。
第二天夜班打场前，再次召开社员大会。会议由我主持，公布了这一处理决定。
捞木头的社员那天大都打捞了三四根木头，生产队只收一二根。
收上来的，发给打捞费，留下的，扣一点木料费，大家听了也没什么意见。
曹士英、铁旦对这样的结果很高兴，还当场检查了自己那天的态度。杜义田那天捞得最多，共八根木头，生产队决定给他家留三根，收了五根。
他听后气得一下子睡倒在会议室后边的草堆上，翘起个二郎腿晃呀晃的。说实在的，留给他家的数量并不少，只是他捞得多，被收的也多些。
只是算给他的打捞费毕竟抵不上那些木头的价值，他实在想不通，“呼”地一下站起来，把门“砰”地一声关上，震醒了几个开会时打瞌睡的老乡。
会议气氛又一下紧张起来，我却心中有底：“木头风波”终于告一段落了。
因为杜义田一开始就表过态：大伙都同意这么处理，他也没意见。现在大伙都没意见了，他再不痛快，也会遵守自己诺言的。
会后，老高和老王、老吴对我说：“还是你们上海知青招数多，也敢说话呀。”
木头风波过去， “一打三反”也没什么继续搞下去的新内容，工作队要撤，插队干部也要撤了。
1972年秋，哈尔滨插队干部全部撤回；上海插队干部先撤一批年纪大身体不好的。
正文 93、送插队干部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43 本章字数：1830
哈尔滨干部老高得令先走了，王副队长因此由副队长成了代理队长。
上海干部老孙暂时没撤；老邵因为年龄较大，接到了回上海的调令。
上午，我套车去松树沟，帮老邵取打包裹的草绳。三队插队干部老田坐在车上与我一起去，他这次和老邵一起调回上海。
两匹马中，有一匹是生产队最操蛋的马，即不能驾辕又不会拉套，好几次趴到了道沟里。车卸了套，套了又卸，好不容易到了松树……
回来的路上，我把那匹操蛋马干脆拴在车后，不用它拉车了。
可就是拴在车后它也不老实，已经快到古城了，它竟然挣断了二指粗的麻绳，滑进了道沟。
任凭我和老田怎样拉它打它，它都不爬起来，弄得我们浑身泥浆，一双鞋像两只泥团子。看着老田那副狼狈样，我劝他先回去到生产队去叫人。
老田走后，我找了根棍子，垫在马脑袋底下，不让沟里的水灌进马耳朵，然后就自己找了个地方坐下睡觉。
三个小时后，我听见有人声，醒过来一看，王队长带了三个人，赶马车过来了。用绳子套上那操蛋马，一用力，马被拉上来了，一看，它腿都硬了，好半天才缓过来。
两天后，我和几个知青送插队干部到黑河。
离开爱辉古城时，大队书记郭木森跟在胶轮拖拉机后，紧跑了几步，拉着插队干部的手不愿放开，眼中噙着泪花。
与老郭洒泪送别不一样的是，老邵儿子邵子昂上了大学，自己又被调回上海，心中大喜，笑得嘴一直没合拢过。
天飘起了雨点，当年带领知青修筑大罕战备公路的老田又想起了洒酒凯旋的豪情，在车上高喊道：“下雨啦！这黑龙江的老天也对我们有感情呀，在挥泪作别呢！”
车迎着细雨走了，一路上撒落几位老头的笑声。
我的心情不像他们那样欣喜惹狂，也不像老郭那样伤心，只觉得一阵茫然。
在黑河客运站，老邵最后问我：“你什么时候回爱辉？你带着粮票，带着钱了吗？”
我说：“我都带着，饿不死我，你放心走吧。”
晚上，睡在黑河施卫疆的宿舍里。
打仗了！为了掩护撤退的老乡，几十名知青都牺牲了，我是剩下的最后一个。
一场血性的肉搏战打响，我负伤晕过去了。
好一会儿，我睁开眼一看，老邵、小邵、施卫疆……正对着我微笑。
我醒了，向四周一看，什么也没有，云龙和我挤在一张单人床上，他的一只脚压在我的肚子上，嘴里打着难听的呼噜。
我搬起他的脚，又轻轻踹他一脚。他这才翻了一个身，照样睡死过去，不过停止了呼噜。
终于安静了下来。
从黑河到爱辉，开江后是可以走水路的。
送走插队干部，我和知青一起坐船回爱辉。那船很古典，后屁股有硕大的扒水轮，就像南方农村的水车，一半在水下，一半在水上，在火力蒸汽下不停地向后翻水，推着船体向前。
我迎着扑面而来的江风，站在甲板上，看着对岸那与我们全然不同的国家。
苏联那时已经有一种整个船体密封得像个棺材，前半部离开水面的气垫客船，速度飞快，从我们的船边一掠而过。我们叫它“棺材船”。
假如说看到此船我们心头还只是有一种落后的难受，那么当苏联一艘客船与我们交会而过时，却让我们十分的尴尬。苏联客船上的人见到我们都欢呼起来，招手挥帽，满脸笑容。我们一船的人，全都冷冷地看着，脸上没有半点表情。
随后，一艘小游艇从我们船边飞驰而过，船上是一对苏联中年夫妻，女的把手中的拖把扔给丈夫，摘下脖子上的头巾，又蹦又跳地向我们欢呼。我们一船的人，还是全部冷冷地看着，脸上没有半点表情。
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敢向对方有任何友谊的表示。
船到爱辉，码头就在清真寺――我们的知青点下面。
上岸后到食堂刚坐下，看到邵子昂写给我的一封信，信中提到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