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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刘伯承要求从基本科做起，来一场思想革命，人人都用三个条令对照检查自己，制订出整改措施。他把这种做法叫作“结旧账开新支，割下麦子种晚稻”。
全院结合学习讨论三个条令，进行了一场严肃认真的关于作风纪律的检查与整顿。
在此基础上，刘伯承因势利导，领导建立了军事学院的队列生活、行政工作和训练工作制度。
队列生活制度包括早操制度、内务卫生制度、交接班仪式、升降国旗仪式和典礼阅兵仪式等。刘伯承强调，从军事学院毕业的学员，应该具有良好的军人仪表和军人举止。他经常在起床号刚刚吹响的时候就来到操场，检查学员的队列训练。发现无故不出操者，马上命令值班员去找，及时进行批评教育。
刘伯承还深入到学员宿舍，检查内务卫生，教育学员要爱清洁、讲卫生，做到工作有定时，生活有秩序，着装整齐干净，军人仪表良好。为此，他指尔院务部建立了一个洗衣房，专门为学员拆洗被服，受到了学员们的欢迎。
除此之外，还建立健全了其他一些队列生活制度。每天清晨和傍晚时，交班和接班人员要按一定的仪式和程序，严肃认真地交接工作。每当新的学员科成立，新学员入学或老学员毕业时，都要举行盛大的典礼和阅兵，请中央军委代表或由院领导检阅并讲话。
从1951年秋开始，军事学院每年都要选派一批学员参加首都的国庆阅兵。当这些学员赴京训练前，刘伯承总要先检阅一次，检查他们的训练情况，要求他们以雄伟气概走出国威军威，作正规化的表率。1951年的首都国庆阅兵，就是由高级速成科班主任杨勇高举着军事学院的校旗，带领军事学院的方队，走在整个阅兵队伍的最前列。他们以整齐划一的动作，雄健有力的步伐通过天安门广场，受到全国人民的交口称赞。
行政工作制度包括会议制度、请示报告制度和分工负责的岗位负责制等。刘伯承强调建立健全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职责，充分发挥机关工作人员的作用，改变战争年代一切由领导者“包打包唱”的现象。为此，他提出了“统一集中领导，单刀直入基层”；“集中领导，分工负责”；“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三个口号。这三个口号概括了他对于机关建设的三个基本思想：机构要精干，职责要分明，业务要精通。
建院之初，有的领导干部片面强调“大而全”，在机关“三部一处”（即训练部、政治部、院务部和干部管理处）下面设二级部，二级部下面设科，有的科下面还设股。另外，由于缺乏经验，各学员科也照搬机关的编制，设立相应的机构，使得一个学员科就有行政管理人员20多人。造成机构庞大，层次过多，学员与教职员比例严重失调。
刘伯承对这种状况作了尖锐的批评，把它称作“叠床架屋，骈枝丛生”，好比人的手上长了6个手指头。遇有问题时，参谋、干事靠科长，科长靠部长，部长又靠院领导。就象京剧《法门寺》里告状一样。状纸一层一层往上递，官司总也打不了。他多次强调：我们现在是在城市环境中办学校，不是战争年代在农村分片办学。领导方法要适应这一变化，要学会“弹钢琴”，克服“单打一”的现象。
为此，刘伯承采取了有力的措施——
裁并编制，砍掉多余的“一指”。把重叠的组织机构合并，把不必要的中间层次裁去，精简各级行政管理人员。首先，将机关“三部一处”改为训练、军事科学研究、政治、干部管理、队列、物资保障六部和秘书、保密、财务三处。这“六部三处”下面一般都不再设第二层的机构。同时，裁减各学员科的行政管理人员，改设协理员协助科主任工作。并撤销了专供演习使用的教导团。这样，使得学员与教职员的比例由最初的1：8下降到l：2。3，而领导作风进一步深入，工作效率进一步提高了。
制定各级干部的工作范围和工作职责，使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有职、有权、有责，使整个机关在统一集中领导之下，经纬交织，协同动作。刘伯承把这种做法叫作“执事者各司其事”。他说：我们四川有一种风俗，办婿丧嫁娶等红白大事的时候，总要找一个聪明能干的人当司仪，统管各项事务。
每当举行仪式，司仪照例高喊一声：“执事者各司其事”。于是，奏乐的奏乐，摆宴的摆宴，接待的接待。因事设人，各尽其责，有条不紊，忙而不乱。
要求机关工作人员努力学习与本职工作有关的各种知识，成为精通业务的专门家。刘伯承指示有关部门开办文化夜校、理论学习班、俄语集训班，举办各种讲座、报告会，让机关工作人员学文化、学政治、学科学、学管理，“钻研业务，精通一门，向专门家方向发展，不能满足于‘万金油’式的项项都懂一点，而项项不精通的现象。”
对于院校来说，最重要的是训练制度。训练制度包括训练部组织系统、各教授会的工作、训练时间的配当，以及在施训受训中的纪律与秩序等。刘伯承强调“以教学为中心”，围绕教学活动对整个训练工作做出科学合理的安排。既注意全面、系统，又注意重点突出、中心明确，做到有主有从、穿插配当、纵横连贯、密切协同，使教、学、保障工作三个方面构成行动的统一，克服“单打一”和紊乱无章的现象。
刘伯承领导制订了《训练组织及其工作暂行规定》，以此作为军事学院建立正规的教学制度的依据。
这个暂行规定，严格规定了学院训练系统各个部门的工作纪律和各级干部的工作职责；规定了教员在编写讲义、想定，组织课堂教学、课题讨论和作业讲评等方面应注意的事项；也规定了学员在课堂、现地作业和野外演习中应该遵守的各项纪律。
暂行规定中关于学员的学习时间，尊重苏联顾问的意见，规定每天授课6小时，即连续上6节课，每节课50分钟，休息10分钟。另外，还要进行3小时的自学。共为9小时。
关于考试问题，规定每一主要课程学完之后都要进行考试，还有学期考试、学年考试和毕业考试。考试时要成立各级考试委员会。学制两年以上的完成科毕业考试，要成立国家考试委员会。考试方法有笔试和口试两种：笔试闭卷答题，口试抽签答题。由一个主考官和两个陪考官主持进行。
对这种课业制度和考试制度，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这就是军事学院成立后，院内院外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的所谓“6小时一贯制”和“三堂会审”问题。
尽管如此，暂行规定作为军事学院训练制度的一个雏型，在当时还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以后，院党委在总结创建初期的工作时，刘伯承曾经形象地说：1951年1月15日以前，一切均无基础，好比是“气体时代”；自1月15日到3月底，有是有了一些，但尚不健全，未走上正规，好比是“液体时代”；到了4月，《训练组织及其工作暂行规定》颁布之后，组织才渐趋健全，训练才走上正规，才成了型，才进入初具规模的阶段，气体变成液体又凝固成固体了。
在建立与改进行政工作制度的实践中，刘伯承深深感到，院校编制的最大特点是“横宽纵短”。因此，领导院校工作就要实行团一级的、面对面的、单刀直入基层的领导方法。
有人对刘伯承说：“团一级的领导方法太低了，与最高学府的地位不相称。”
刘伯承幽默地回答：“团的领导方法有什么不好？周总理出国访问，不就是代表团的团长嘛！”
第二节学习新兵种学术
各项正规制度的不断建立与完善，使军事学院象一部庞大的机器一样，和谐地、有规律地运转起来。
与此同时，刘伯承领导全院学员努力学习军事、政治和科学文化知识，掌握诸兵种协同作战的指挥本领，向现代军事科学的各个领域进军。
教育训练，必须与科研相结合。1951年2月，为了给教员、学员搞学术研究提供一个阵地，刘伯承决定在军事学院创办一个刊物——《八一杂志》。
他将此事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
不久，毛泽东在刘伯承的报告上批复：中央军委准备出版一个刊物，已定名为《八一杂志》。你们的刊物就叫《军学》好了。并题写了“军学”二字。于是，军事学院的院刊就定名为《军学生活》报。后来，“军学”就成了军事学院的代名词和显著标志而一直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