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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有人驰至，曰总司令有令，传林某人，书不及封，随之而去。至一广庭，绕廊而过，候室外，有人出，则夜来审问者，揖余曰，先生殆矣！余曰，即决乎？曰否，今已无事，昨夕危耳。入则酒肉狼藉，有人以杯酒劝饮。我问谁为总司令，曰我便是。我问到底何事，彼云英士糊涂，几成大错。我知事已解，总司令且任根究，英士上海将军字也。呜乎吾昭，此时情境，恨不与昭共视之，将来或能别成一段裨史，吾才实所未逮。昭近状恐益多难堪事，我乃刺刺自述所遇，无乃为己过甚？此间事解，我已决辞所任，盼旬日内能脱身造常，与昭相见，再定大计，并请前此未及就商之罪。苍苍者留我余生，将以为昭，抑将使我更历事变苦厄，为吾两人来生幸福代价耶？旬日期近，以秒计且数十万，我心怔动，如何可支。我吻昭肌，略拟一二，亦作镇剂，望昭察之！
苣冬书
千九百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时在宁过第二夜新从监室移往招待所
或许上苍为了平衡，既然给了林徽因一个十分优秀的父亲，那么为她安排的母亲只能是平凡而又平凡的女性了。林徽因生母何雪媛的头脑像她一双裹得紧紧的小脚，守旧还有点畸形。
何雪媛是林长民的继室。原配是同籍门当户对的叶氏，系指腹为婚，缺少感情。叶氏早早病逝，没有留下儿女。何雪媛进林府作继室无异原配，本值得庆幸。可是不幸出在她自身。何氏来自浙江小城嘉兴，其父开了个小作坊，她属典型的小家碧玉。家庭殷实，她又仗着排行最小，于是有着此类女孩子常有的任性。既不会女红，脾气也不可人。在家父母尚可容忍，嫁到林府就需讲究传统妇德。她是文盲，缺乏文化熏陶，出嫁以后与做姑娘时无大改观。婆母游氏倒一派闺秀风范，岂止女红在行，亦喜好读书，且工于书法。婆媳间素养悬殊不言而喻，何氏讨不到婆婆欢心则是必定的了。她为林长民生下长女林徽因以后，还生过一男一女，但接连夭折。公爹难免有断后之忧，由此引起的那份不满同样不言而喻。倘若何氏曾经憧憬过高攀官宦的美梦，那么尝到的是门不当户不对的苦果。
或许是林长民长年在外的缘故，林家看来相当克制，许久没有考虑添妾。直到第十年林长民才娶了上海女子程桂林，林徽因叫她二娘。二娘也没有什么文化，却性情乖巧，加上一连生了几个儿子，丈夫便沉湎于“桂林一枝室”而冷落了何氏。何氏长期遗忘在冷僻的后院，实际过着分居的孤单生活，脾气越来越坏。幼小的林徽因随母亲在冷清后院，常常感到悲伤和困惑。梁从诫这么说他母亲林徽因：“她爱父亲，却恨他对自己母亲的无情；她爱自己的母亲，却又恨她不争气；她以长姊真挚的感情，爱着几个异母的弟妹，然而，那个半封建家庭中扭曲了的人际关系却在精神上深深地伤害过她。”（《倏忽人间四月天》）林徽因的小说《绣绣》写到一对遭丈夫、父亲遗弃的母女，那妻子也有性格短处，读者不难从小说中绣绣形象看到林徽因对她母亲的复杂情感。
母亲性格短处带给林徽因的烦恼，到父亲去世多年仍然存在。何氏对丈夫和姨太太的怨愤，像中国许多女性一样，迁怒到姨太太的子女身上。异母弟林恒从福建到北平投考清华大学，寄住姐姐家。林徽因待他亲如同胞，何氏却不肯释怀，常常与林恒起着无谓的鸡毛蒜皮纠纷。林徽因致好友费慰梅信中抱怨：“最近三天我自己的妈妈把我赶进了人间地狱。我并没有夸大其词。头一天我就发现我的妈妈有些没气力。家里弥漫着不祥的气氛，我不得不跟我的同父异母弟弟讲述过去的事，试图维持现有的亲密接触。晚上就寝的时候已精疲力竭，差不多希望我自己死掉或者根本没有降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那早年的争斗对我的伤害是如此持久，它的任何部分只要重现，我就只能沉溺在过去的不幸之中。”（《致费慰梅信》）
母亲也给了林徽因性格上的负面影响，至少急躁是其一。两个急躁的女性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我自己的母亲碰巧是个极其无能又爱管闲事的女人，而且她还是天下最没有耐性的人。刚才这又是为了女佣人。真正的问题在于我妈妈在不该和女佣人生气的时候生气，在不该惯着她的时候惯着她。还有就是过于没有耐性，让女佣人像钟表一样地做好日常工作但又必须告诫她改变我的吩咐，如此等等——直到任何人都不能做任何事情。我经常和妈妈争吵，但这完全是傻冒和自找苦吃。（《致费慰梅信》）
母亲就剩林徽因这么一个亲人，一直跟随林徽因生活，最终白发人送了黑发人。何氏差不多是林徽因驮了一辈子的精神小包袱，关于这对母女关系，哲学家金岳霖写给费正清的信里分析得非常精辟，他这么看何氏：
她属于完全不同的一代人，却又生活在一个比较现代的家庭中，她在这个家庭中主意很多，也有些能量，可是完全没有正经事可做，她做的只是偶尔落到她手中的事。她自己因为非常非常寂寞，迫切需要与人交谈，她唯一能够与之交流的人就是徽因，但徽因由于全然不了解她的一般观念和感受，几乎不能和她交流。其结果是她和自己的女儿之间除了争吵以外别无接触。她们彼此相爱，但又相互不喜欢。我曾经多次建议她们分开，但从未被接受，现在要分开不大可能。
信写在四十年代的昆明。林徽因病逝梁思成续弦，何雪媛还是随梁思成生活，七十年代初跟随了后半生的女婿梁思成又先她而去，何氏又随梁的后妻林洙过日子。周恩来总理得知林徽因母亲仍健在，指示有关部门给予每月五十元生活费。“文革”红卫兵来抄家，抄出何氏衣箱底一柄刻有“蒋中正赠”字样的短剑。这还得了，老太太饱受一顿皮肉之苦。短剑是林徽因异母弟林恒航校念书的遗物，凡航空学校毕业的学员，每人有幸获得这个离校纪念品。此剑无疑是林恒牺牲后林徽因珍藏下来的，林徽因病故传给老太太收存。她生厌的林恒为国捐躯，遗物又使她挨打，老太太想些什么呢？不再是宿怨吧。
八十多岁的何氏老态龙钟了，日常生活依赖好心的梁思成续弦林洙女士照料。她不知道在医院里的女婿已经病故，孤寂地走完她人生的最后半年，更加孤寂地悄然消失。林徽因生母悲剧地度过了一生，是漫长的所谓的“无事的悲剧”。这样无声无息的悲剧，中国女性里很多，多得连她们自己不再意识到是悲剧。
现存最早的林徽因照片是三岁留下的那张，一人立在院子里，靠着气派的座椅，个子仅及椅子扶把，朦胧的眼光注视着陌生世界。后来的一张到了八岁，是她和胞妹麟趾（五岁，不久夭折）及表姐王孟瑜（十四岁）、王次亮（十二岁）、曾语儿（十一岁）的合影。那天林长民带她们逛街，留影纪念。照片有林长民题识，其中说道，“徽音白衫黑绔，左手邀语儿，意若甚暱。实则两子偶黠，往往相争果饵，调停时，费我唇舌也”。
关于林徽因童年的文字材料少得近于零。父亲去世过早，母亲没有文化，几乎没有人确切、具体地记述过她的童年。她自己不会没有记忆，也不会不曾对人说过，但未留下多少文字痕迹，即使对她儿女也不大愿意回首那些往事。林徽因的一篇散文透露她六岁得过水痘，儿童都要经历一回的这个疾病，她家乡叫“水珠”。她竟然不像许多儿童那样感受难忍的病痛，却说：“当时我很喜欢那美丽的名字，忘却它是一种病，因而也觉到一种神秘的骄傲。只要人过我窗口问问出‘水珠’么？我就感到一种荣耀。”在这异乎寻常的感受是她最早显露的艺术气质。
幼小的林徽因和一群表兄弟表姊妹住在杭州祖父大院里，享受了大户人家少爷小姐们都有的欢乐。她的启蒙教育落在同住一起的大姑母身上，大姑母出嫁后依然常年住在娘家。林徽因异母弟林暄曾回忆：“林徽音生长在这个书香家庭，受到严格的教育。父亲不在时，由大姑母督促。大姑母比父亲大三岁，为人忠厚和蔼，对我们姊兄弟亲胜生母。”（致著者信）这位姑母弥补了母亲性格、文化方面的缺陷，此时林徽因的天地有如祖父的庭院一片阳光灿烂。
父亲时常在外，留林徽因在祖父身边，留下一个通信员。她六岁开始代笔为祖父给父亲写家信，今天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