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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航运界的共同奋斗，终于在预定中水位的40天内，将堆积在宜昌的申钢厂、渝钢厂、航空兵站及陕酉、南京等兵工厂的器材，抢运入川，胜利结束了战时宜昌抢运最紧张的一幕。
整个宜昌撤退中，抢运军工物资和工业设备器材的担子完全是由中国轮船承担的，其中，民生公司负担了90％以上！
宜昌撤退运输的重要意义，当时曾被比喻为“中国实业上的顿刻尔克”，而“中国的顿刻尔克的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顿刻尔克的撤退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美国）还要艰苦些”！
发展后方水运，开拓战时交通；再度赴难，改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
卢作孚站在船尾，望着宜昌渐渐地变成一抹云烟时，才转过身来，江风扑打着他那身粗布制服。他抬起头，望着风中猎猎的民生公司的旗帜在飘扬，仿佛在与他神秘地交谈。
40天的宜昌大撤退完成后，1000多名川江水手给国民政府参政会写信，那发自肺腑的声音再次在他的耳边回响：
“我们并不顾虑工钱太少，职业无保障，对于战时的交通，曾尽了和正在尽着最大的努力，输送杀敌壮了，抢救生产器材，护送伤员和避难同胞等，在敌人的飞机炸弹下工作，不管死或活。如果说我们是在为微薄的工资而苟延残喘，实在不如说我们是为了抗战的胜利。”
民生公司不仅在经济上遭受了重大损失，轮船经常被日本飞机炸沉，更让卢作孚沉痛的是116名职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61名船员负伤致残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抗战！
卢作孚的心情异常沉重，尽管他留给日本人的是一座空城。宜昌那山呼海啸的人群，堆积如山的物资仍在他的眼前晃动。他不敢再去想象宜昌，假如——他有更多的船，有再多一点的时间，他决不会在宜昌留下一草一木。
太阳悄悄地爬了出来，把江水映得一片血红。
这时，担任警戒的船员一声高喊：“敌机！”
卢作孚向天空望去，一群苍蝇似的黑点开始放大，日本人的飞机追来了。
大副拉响汽笛，向船队发出警报。
一名船员冲了过来：“总经理，快到舱里躲躲！”
卢作孚没理会，两眼死死地盯着日本人的轰炸机群。
轰鸣声越来越大，几架日机气势汹汹地向卢作孚的这艘轮船扑来。
日机飞得极低，像一片乌云一样压来。
卢作孚没有动。他知道，船上没有防空武器，只能躲着航行。当日本人的飞机快要投弹时，他大喊一声：“刹车！”
炸弹在船头掀起几股十几米高的水柱。
敌机一看没炸中，在天空盘旋了一圈又绕了回来，向轮船俯冲扫射。
轮船时而加速，时而紧急刹车，躲闪着敌机的扫射。
几串机枪子弹还是打到了船甲板上。
敌机正想再次袭击船队时，中国空军的飞机出现在天空，敌机一看不妙，赶紧稀里糊涂地泄掉炸弹，拉起机头开溜了。
卢作孚再看江面，有几只木船被炸碎，还有几只在起火燃烧。
脱险的船员奋力地向岸边游去。
卢作孚的这条船上，有名船员也受了伤，正在包扎。他跑了过去，关切地问道：“伤势重吗？需要送上岸抢救吗？
受伤的船员忍受着剧痛，强作笑容地摇摇头：“不要紧，擦破了点皮。”
卢作孚低头仔细一看，血从受伤船员的大腿处渗出，染红了他身下的甲板。
“谁有烟？”卢作孚问道，“给他一支烟抽。”
人群中有人递过一包烟。
卢作孚要了火柴，划着，为这名受伤的船员点了支烟。
“挺住，很快就会到家。听口音你也是合川老乡啰！”
卢作孚坐在这名受伤的船员身边，开始拉起了家常。
1938年底，卢作孚回到了久别的重庆。一下船，他就惊讶地看到，重庆人口爆满，各种方言在这里汇成了一条方言的河流。六七百万人迁移到四川，重庆猛增至100多万人。交通拥挤，住房紧缺，许多人露宿屋檐、街头巷尾。
必须赶紧疏散难民。这个念头在卢作孚的脑子里一闪，定格了。于是，1938年冬到次年春，民生公司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疏散难民。
战时的交通运输难题又摆到了卢作孚的面前。船只不但不够用，更主要的是柴油紧缺。民生公司46只轮船中，有32只是靠柴油为燃料。我国不能生产柴油，全依靠进口。战争爆发后，运输线被切断，柴油没有了来源。幸亏卢作孚早有预料，在武汉撤退时，收集购买了4000多吨柴油，可是宜昌撤退耗去了一半，剩下的燃料只够使用半年时间。如果不早图他策，半年之后，民生公司的轮船将全部停航！川江这条战时的大动脉将不能流动，这势必影响到抗战的进行。
卢作孚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极早地预见到必须建造～批新的烧煤船来替代以柴油为燃料的船。
卢作孚的远见卓识，总是一般人无法相比的。早在南京、武汉撤退之前，他就购买了2000多吨五金器材，尽管数量并不大，但还是很可观的。因为这批五金器材可以暂时满足民生公司船只的维修，若建造新船就远远不及了。于是，在宜昌撤退时，他又极早有预见性地收购了一批马力小、性能差的小船达60多艘，准备利用这批船只来进行改造，以解决钢材不足的难题。
卢作孚一面组织民生公司向四川各地疏散难民，一面加紧一改造轮船的工作。
改造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民生机器厂的肩上。民生机器厂在战前是个不大的修理船舶厂，但对改造旧船却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尤其是在1933年打捞“万流”轮后，改造成功，取得了宝贵经验，开始对不适于川江航行的船只进行拆毁、改造。
这次工作进展速度极快。短短几个月，一批改造的烧煤船就投入了运输的队列。紧接着，民生公司又开始了新船的建造。
第一批新船的建造计划是，建造15只中型的烧煤船，两只吃水浅的柴油船。
为实施这一计划，民生机器厂在卢作孚的亲自指挥下开始了扩建。
为适应战争的特点，卢作孚指示民生机器厂“向地下发展，向四处疏散”，以便在战时能正常工作。
宜昌沦陷后，切断了四川通往湘境的交通运输线。中国的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成为唯一与国外沟通的运输线。
川流不息的汽车队在滇缅公路上蠕动，将抗战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各抗日前线。但是，四川却没有通往云南的公路。
卢作孚决心修筑两条公路，以解决战时的紧张运输。
第一条公路是从三斗坪，经鄂西山区，入湘境，使之与长江上游的航运相连接，形成一条水、陆联运线。
第二条公路是在川南，从泸州，穿贵州西北部，直抵云南囗益，同样是一条水陆联运线。
这两条公路在极短的时间内抢修完成，被称为抗战时期的两条大动脉、在这两条大动脉上，国外的援助源源不断地送到大后方，又源源不断地送到各前线。
到1939年夏末，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时刻。德国占领波兰，迫使英法对德宣战，德军已陷丹麦、挪威，占荷兰、比利时，横扫法国。日本与德意法西斯遥相呼应，向东南亚各国虎视眈眈。英国迫于日本的压力，关闭了滇缅公路，卡断了中国唯一可接受外援的生命线。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不得不依靠大后方的物力来维持抗战。
交通运输问题更加突出，必须尽快地建立四川的公路网。
任务，再一次落到了卢作孚的肩上。
倾盆大雨中，一辆汽车“嘎”的一声停在一处简易的工棚前。从车上跳下4个人来，踩着泥泞，进了工棚。
“你们是什么人？”
一个人披着雨衣大声问道。
“交通部卢次长来视察川中公路。”司机大声答道。
“什么？”
司机不耐烦地重复道：“卢次长来视察。”
问话的人是工段长，他半信半疑地上下打量着，竟一时不知哪位是卢次长。
卢作孚掸了掸身上的雨水，问道：“这里有技术人员吗？”
工段长这才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