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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兵阿伦·巴克为此规定愤愤不平。他申请进入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医学院，但被拒绝了。而那些成绩比不上他的少数族裔学生却被学校录取了。巴克向法庭控告学校歧视。在诉讼过程中发现，学校的平等权利计划中，每年为“地位不利的学生”保留了16个位置。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以五比四的票数，承认平等权利法案符合宪法。法庭同时裁定，学校在招生时尽管可以考虑学生的种族背景，但是以种族为唯一理由来划出定额违反了宪法。因此，法庭裁决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必须接受巴克入学。
平权法案的原意是为了克服愤恨和偏见，但在实行的过程中，却似乎又制造了一些新的不平等。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市，它的消防队在1968年雇用了第一个黑人消防队员后，过了8年才雇了第二名黑人。1981年，这个市的第一名黑人市长把一个双方同意的判决签署为当地的法令，要求黑人和白人在雇用和升迁时采取一对一的比例。在1983年的升级考试中，市政府挑了两名考第一名和第二名的白人，然后，跳过另外76名白人，晋升了三名黑人，他们的成绩在这76名白人成绩以下，却是黑人中的最高分。考得好的白人消防队员心中不平，终于告上法庭。几年后，美国最高法院批准了有利于白人的判决，理由是这个地方法，违反了1964年美国民权法和宪法中的“适当程序”规定。
目前，美国的平权法一再受到挑战，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三十多年来，少数族裔与妇女的状况已经大大改观，平权法案的历史使命似乎已经完结。1995年，加州州民提出209提案反对平权法案，内容是禁止在雇用和入学等方面对不同种族和性别采取特别照顾政策。这反平权提案经过州民投票通过后，当时很多女性和少数民族人士纷纷入禀高等法院提出反对，但最高法院却宣布维持原判。1996年，加州大学率先实行反平权案措施，在考虑大学生申请表时只顾及成绩而不理会申请人的族裔背景，结果，最大的受益民族是中国人。因为中国学生成绩向来以优异见称，所以被接纳的中国学生竟高达占总数的33％。
加州的反平权法案通过后，引起其他各州及市也纷纷佼尤。可是身为民主党党员的克林顿总统极力维持平权法案，他认为这项法案作为保护美国人的一种补充工具，能使人们免受歧视。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美国军队的实际最高指挥者、现布仕政府的国务卿鲍威尔将军也说，假如没有平权法案，象他这样一个牙买加移民的孩子，是根本不可能站上美国军队的顶端的。
即使黑人也有不同看法。一些黑人专家和黑人团体居然认为，“平权法案”已经实行了三十年。它在这一时期中所起的作用无疑是正面的。可是，三十年过去，几乎是一代人过去了。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假如在接受了这么长时期的优待之后，黑人还是要靠优待来进大学的话，这说明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存在。他们认为，长期的优待也会导致一个民族的青年过于依赖这种状态，反而消蚀了他们的发奋精神。
但更有人敏锐地观察到，反平权法案的潮流背后有一股新的种族忧患意识。据美国国情局的估计，到2050年，美国人口的族裔比例将达到这种比例：拉丁裔占23％，黑人占16％，亚裔占10％，白人将低于半数而进入少数民族的行列。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有一些学者如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担心，假如一味强调多元文化，那么，结果似乎很明显，随着人口的“非欧化”，它的文化也就会随之而“非美国化”。假如美国今天的主流文化被各种少数族裔的文化一口一口地吞噬了，主流文化的特色被大大削弱，美国也就不成其为美国了。说到底，反平权法案的某种意识还是种族意识，还是白人优先和白人主宰意识。
因此，不平等的种族意识总是要遭到社会抵抗的。例如小布什组阁时就受到影响，有两名部长未上任就遭到民意的反对，其中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特因是极端保守人物而受自由派人士抨击，劳工部长琳达则因被指责疏离劳工而面对工会的压力，未上任已先下台。现年53岁的保守政治评论家琳达曾是里根政府下的美国民权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还曾是华盛顿研究机构——平等机会中心的主席。这机构强烈反对美国平权法案。琳达过去20年来，一直反对任何对劳联有利的政府计划或法律，比如最低工资的设定、平权法案的实施及其他对工人家庭有利的法案。作为一个西班牙语裔，琳达对少数族裔文化、语言的攻击更让少数族裔愕然。琳达长期以来攻击双语教育，认为所有公立学校只要保证孩子们能说、写、读英语就可以了。琳达还坚持政府没有责任去保护某些特别的语言和文化，这都是少数族裔社区自己的事情。因此，琳达的提名不能不惹恼了美国劳工联盟和少数族裔，最后只好以落选作罢。
总起来看，在人类步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民族矛盾、种族差异、地区分离、身份歧视、职业歧视、所有制歧视和文化对抗在世界各个地方都仍然顽固地表现着。怎样对待人类本身与生俱来的差别，怎样面对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肤色，宗教信仰，文化遗产，政治理念乃至风俗习惯的差别和矛盾，怎样协调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将成为21世纪世界人民共同面对的最大挑战。
中国20年来的改革主要以经济建设为主，随着社会发展的进一步深入，国民待遇和国民权利的问题会越来越重要的凸现出来。中国的二元社会面临巨大挑战，这一挑战不仅仅是贫困和地区、城乡间的物质差别，更有与公民权利相关的国民待遇。中国必须迎接这一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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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大军新著
《国民待遇启示录二元结构下的中国》
第八章：如何追求平等的国民待遇
1，中国企业的国民待遇
2001年6月19日，《经济日报》汽车天地栏目登出一篇文章，题目为“华晨吉利英格尔出路何在”。文章开头这样写道：“生存还是死亡？对华晨、吉利、英格尔、悦达来说，目前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
猛一看这篇文章感觉有点纳闷，吉利、中华和英格尔轿车不是卖得好好的吗？怎么突然有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原来国家经贸委近日发布了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上面没有这4家企业的名字，这说明它们被排除在轿车生产厂家之外。
怎么可能呢？没有轿车生产的资格怎么能生产起轿车来呢？原来这几家企业当年在注册立项时，申请的项目是轻型客车，号称“准轿车”，并不是轿车。轻型客车是和轿车不一样的，现在他们生产轿车就是违反了规定，就是偷梁换柱。这不，在密密麻麻写满224种车辆产品、无数个技术参数的公告里，华晨、吉利、南亚、悦达都没有找到他们申报的新产品和改进车型的名字。
面对这一公告，4家企业用“急火攻心”这一词来形容并不过分。可以说在这些年里，4家企业哪个不是苦心经营、费尽心机才发展到这个程度。一旦停止轿车生产，那就意味着几十亿元的投资打了水漂。你说这些厂家怎能不恼火。
现在有人要问了：为什么这些厂家当年不直接立项搞汽车，而是转弯抹角地搞什么“轻客”？为什么这些企业要顶着客车的帽子干轿车？要是当年直接立项搞轿车不是没有今天这样的麻烦事了吗？这一问题问得好。实际上是问出了我国轿车生产的垄断实质。说白了，如果当年管理部门没有那么多限制和门槛，4家企业当然会直接立项生产轿车。只是在当时轿车生产无法立项的情况下才走了这么一条“曲线救国”的路。
责任怪谁？是这些厂家违规，还是国家不该控制和垄断？我看这一板子是要打在国家管理部门的屁股上。你设置了那么多关卡不让其他企业进入，到头来还反怪这些企业违规，道理实在说不过去。说到底这是不许阿Q革命的表现。只许你规定的几家企业生产，不许别的企业近来参与竞争，这本来就是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今天打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借口，整肃市场，排斥异己，恐怕到头来所保的那几家国有大型汽车制造厂可能还不是国外的对手。
看看这派人士的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