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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最频繁的时期，仅从1954年到1958年的3年间，全国迁移人数就达7700万人 ＇殷志静、郁奇虹的《中国户籍制度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6页＇。在迁移形式上，有沿海城市的企业及其职工和家属迁往内地和边疆，有从东部人口稠密地区向地广人稀的省区组织集体移民开垦荒地，有从农村招收大量农民进入城镇参加工矿企业建设，还有更多的是大量农民自发进入城镇到企业里找活干，大批农民自发移民到边疆地区垦荒。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城市人口出现了阶段性的高增长。建国之初的1949年，我国城市人口仅有5700多万人，但到了1953年，城镇人口便达到了7826万人，比1949年增加了2000多万人，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原来的大约10％迅速上升到13。3％。农民进了城不仅要做工，更主要的是还要吃饭。要吃饭就要有粮食，但在当时，中国的粮食供应并不充足。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仅有1。6亿吨多一点，人均288公斤，每月48斤。虽说从总量上看，粮食并不算少，但由于当时中国的农村是个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粮食销售的成本较高，运往城市的渠道不畅，于是城市中便经常出现粮食紧缺的现象。越是紧缺，某些粮商越是囤积居奇，兴风作浪。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粮库出现巨大的缺口，摆在中央政府面前的形势是严峻的。
1953年，对于新中国的领导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考验时间，也是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继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针路线，实行市场经济，还是大胆迈向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在当时那种激进的情势下，崇尚共产主义的中国政府义无返顾地引导着中国迈入了社会主义的大门。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经济一步步走上了强制和管制性的计划经济。随之出现的便是粮食统购统销、公私合营、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以及户籍管制。到了1958年之后，市场经济彻底退出中国，私有制几乎彻底被消灭，农民被彻底束缚在土地之上。
对于这一段历史，新华社的老记者杨继绳同志写得最为精彩。当他1998年写出了《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记实》一书时，我在北京三味书屋专门为这本书举办过研讨会。对于这本书，我津津有味地阅读过的章节就是他小时候在农村的那段经历。现在我把这段内容摘录于下：
“毛泽东彻底毁灭了封建社会的基础——地主制度。这本来可以为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创造条件。但他留下的是人民公社制度。他给中国农民留下的还是贫穷。从我亲身经历的情况来看，中国农民真正舒心的日子是1950年到1953年。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我目睹并亲身享受到了那一时期的农家乐：交完了公粮都是自己的，多余的粮食可以自由上市。吃饱了饭的农民，唱着歌把最好的粮食送给国家。我们这些系着红领巾的孩子，在长长的送公粮的队伍旁边奔跑、雀跃，分享着大人们的欢乐。但是，好景不长。1953年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农村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介绍，由于城镇人口的增加，粮食供求矛盾开始尖锐。在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这个粮食年度内，国家的粮食收支出现了40亿斤的赤字，库存减少。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城市人口还要大幅度增加，粮食供应形势日益严峻。毛泽东采纳了陈云的建议，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即除国家以外，任何人都不得做粮食买卖。农民的粮食只能卖给国家，不能卖给他人。《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中规定，‘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统购统销不仅是解决城市粮食问题的手段，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统购统销是1953年10月实行的。当时在农村的口号是：把余粮卖给国家。但实际上，地方官员为了超额完成征购任务以显示自己的政绩，强制性地要求农民卖掉所有的粮食。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由于打场后粮食全部被强迫卖给国家了，秋收后一个多月，农民就没有吃的了。这时乡政府不得不再开供应粮食的条子，农民拿着条子去买粮食。每到星期日，我们这些小学生都到乡政府去排长队开条子，每次只开5斤到10斤。我们拿着这宝贵的条子再到粮库去排队买粮食。
“和有些地方比起来，我们家乡还算幸运的。为了完成过高的征购任务，有的地方对没有完成征购任务的农民随便扣上犯法和‘自发势力’的帽子进行斗争。封门、搜查、捆绑、吊打的情况在不少地方均有发生。据《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中记载：‘新会县莲溪乡党支部在县委负责同志指示下捆绑农民，全乡捆绑了八九个人，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收粮食，不卖的当场绑起来。对一名用部分粮食喂鸭子的中农进行斗争。高要县第九区在购粮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户。湖南全省因购粮问题被迫自杀者111人。’可以说，从统购统销以后，一直到70年代末，中国农民中大多数人没有真正吃饱过肚子。”
这是杨继绳同志以亲身经历写出的历史，十分感人，今天的人一看就可以明了当时的情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卢跃刚同志，虽然50年代对于他来说可能还是一个不记事的年代，但却在他那本惹官司的著名著作《大国寡民》一书中对统购统销的年代做了生动的描写，并且进行了精辟地分析。我这里也特地将它们摘出来与大家共享：
“这里面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背景，就是1953年的粮食危机。史家注意到，1953年底加速农业合作化进程与当年的粮食危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几年，由于急速推进工业化，城市人口膨胀，1953年城里人的粮食消耗量比上一年增加了31。6％，而政府从农民手里征收的粮食只增加了8。9％， 形成了粮食收支的巨大缺口。1953年夏季，国库存粮仅能维持城里人两个月！而且，长江流域水灾，夏粮减产已成定局。形势极其严峻。私商也趁火打劫，大量囤积粮食，粮价攀涨。农民不跟政府合作，要么瞒产，要么囤积备荒，挨家挨户核实征购，既不现实，也会惹起事端。当时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惊呼‘挑了一担炸药’：前边是城市，后边是农村。1953年10月，毛泽东说：要打一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据说陈云向政治局提交了解决危机的八种办法，政治局挑选了最严厉的‘统购统销’。该政策的核心是，关闭粮食市场，政府行使粮食专买专卖权，农民必须按政府核准的数量、价格、品种将粮食交给国家，卖给国家，灾荒年歉收也不得减免。如果交完不够吃，由政府核准后‘返销’。前者叫‘公购粮’，后者叫‘返销粮’，再后来又搞了一个‘超产超购’政策，有的地方包括陕西美其名曰：‘爱国粮’。其核心是，不超产也超购，以弥补公购粮之不足。总之，想方设法地从农民的手里多拿些粮食。烽火当时流行着一个顺口溜：‘合作合作，王米面坨蛇。单干单干，白米细面。’讲合作与单干的生活差距。
“1953年10月，“统购统销”政策公布实行，一个多月后，合作化《决议》公布，以保障政策的实施。也就是说，合作化是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度保证。合作化运动像一只展翅高飞的雄鹰，一边翅膀是统购统销，一边翅膀是合作化。合作化不到半年的时间，政府完成了粮食征购计划，而且超征了60亿斤。
“这是一场大博弈。政府与农民的博弈。政府是赢家。谁也挡不住奔腾的潮流。合作化不久，就是人民公社，再加上户籍制度，农民就被牢牢地管住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朝代能把一盘散沙的农民聚拢起来，而且是用如此高的组织形态聚拢起来，将众多的小辫子梳成了大辫子。”
这两篇东西都写得相当精彩。它们清楚地记叙了中国人是怎样进入计划经济的樊笼里的。至于说户籍制度，是经济紧箍咒之外的另一道绳索，它死死地捆缚住人们的人身流动自由。这就是说经过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和户口登记条例之后，不仅农民生产和销售的自由被抑制了，连人身流动的自由也丧失了。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统统地给套上了“紧箍咒”。关于这一问题，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雷颐研究员也做了大量研究。他在《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