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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表2…6选择性年份及国家的债务费用百分比，1860～1910年
英国
土耳其
埃及
西班牙
巴西
俄国
1860年
412
152
601
93
1865年
393
484
67
1870年
404
290
80
1875年
371
555
313
99
1880年
345
288
507
102
1885年
328
724
107
1890年
270
119
776
62
1895年
231
197
375
122
1900年
161
193
389
158
142
1905年
166
405
179
96
1910年
133
334
562
218
157资料来源：同表2…5
从战略高度考虑，英国准备让负债这个球滚动起来。为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支持土耳其的军事地位，英国在1854年和1855年给坡特提供了首批英国贷款（这些贷款的第二批通过伦敦罗斯柴尔德银行来运作），而土耳其银行（土耳其帝国银行）在1856年设立。这两批贷款以土耳其政府从埃及获得的全部税收作为正式担保。然而，1860年以后欧洲贷给中东地区的款项主要考虑的是经济利益。在土耳其的这种局势下，欧洲的铁路推广者（由赫希率领）提出了一个奥地利铁路网的扩张计划，希望通过巴尔干连接到博斯普鲁斯，并因此为新型的欧洲商业打开土耳其市场。而当法国具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费迪南德·德·勒塞普斯看到，如果实现连通地中海和红海的古老梦想，可以为国际贸易开辟出一条重要的交通生命线，使伦敦到孟买的海上运输距离缩短将近40％。美国内战对埃及棉花出口的人为刺激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苏伊士运河对英国与印度贸易具有特殊重要意义，英国支持土耳其帝国也具有传统性的外交意义，然而，为土耳其和埃及的赤字提供资助的，在一开始的时候却并不是英国投资人。在土耳其，1875年以前的主要资助银行由法国人担当（著名的有国民银行）；在埃及，主要是法兰克福的金融家赫尔曼和亨利·欧彭海姆，以及法国兄弟爱都尔德和安德雷·德维沃。从短期来看，这项业务对发行的银行来说应该是利润不菲的业务。到1877年，土耳其的债务达到了251亿里拉，其中，扣除佣金和折扣后，位于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财政部仅拿到了135亿。然而，这不仅未能推动中东的经济发展，那些倒霉的债券持有人还只得年复一年地为这个挥霍无度的政府不断提供资金。阿普杜拉·阿齐兹苏丹在他1867年的欧洲之行中就挥霍了数百万；而他的继任者阿普杜拉·马吉德花得还更多，建造了新的朵尔玛巴赫宫，这是一座处于皇宫与一座维多利亚风格的火车站之间的宫殿。而那些私人业务，比如赫希的铁路和勒塞普斯的运河，最终也没有达到先前所预计的那么好的效果。事实上，在授予赫希和勒塞普斯特许权的问题上，两个政府所付出的成本远远高于他们所获得的收益。
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55～1875年在参与中东地区事务中所表现出来的节制，看起来是一种谨慎的亡羊补牢行为。比如说我们已经知道，勒塞普斯早在1854年6月，也就是在从总督处获得必要的特许权之前6个月，曾经找到詹姆斯寻求对运河项目的支持，但是被婉言谢绝。罗斯柴尔德在都灵的代理人朗道有一个兄弟在亚利桑德利亚，他与欧鹏海姆银行一唱一和，试图引诱罗斯柴尔德家族参与19世纪60年代中期给埃及政府筹款的活动，但是最终也没有得逞。尽管年迈的詹姆斯有些动心，但这次他的侄子奈特的风险意识取得了很少见的成功——而且，理由也很充分。尽管列昂内尔在1867年直接接见了一名带着礼物的埃及代表，他也很礼貌地回绝了。到1869年，甚至就在运河已经正式开通后，阿尔方索还在预言苏伊士运河公司将会倒闭，而且伦敦的推论是埃及政府将会紧随其后。伦敦和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都不看好土耳其的金融前景：安瑟尔姆想通过巴尔干扩展南线铁路的想法显然没有得到他的堂兄弟们的同意。当埃及财政部长伊斯迈尔·萨达克·帕萨在1874年寻求罗斯柴尔德财政支持的时候，他的请求被斩钉截铁地回绝了。他们能同意做的最多只是保证威尔第1871年在开罗歌剧院执导他的《阿依达》全球首演式的时候能够拿到他的报酬。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到1975年年初，仍然没有明显的理由让罗斯柴尔德改变他们的看法。勒塞普斯已经濒临破产，因此自1871年开始一直在想着把这条运河卖给一个或者多个欧洲大国，但是土耳其政府一直都在阻挠把任何有关的计划拿出来讨论。格莱德斯通政府也没有表示出任何兴趣，因此，运河的未来变得扑朔迷离，因为关于它的通行费的收取涉及了复杂的法律争议。迪斯雷利在1874年2月回到权利中心是把罗斯柴尔德家族送上舞台的第一个关键的变化。由于迪斯雷利总是对东方的一切事物怀有罗曼蒂克的想法——但是又很现实地洞悉了新的“东方危机”的临近，以及埃及在未来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他要求列昂内尔重提英国购买运河的问题，而且纳蒂也因此目的被派往巴黎。对于自己在其中的作用，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敏锐，他们看到了在埃及运河上复制他们早先为欧洲铁路所开创的模式——也就是为大型资产的出售进行融资——的可能性。然而，正如古斯塔夫所报告的，法国政治上对英国购买想法的反对似乎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当迪斯雷利建议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购买总督在运河上的股份而避开直接购买的问题的时候，金融领域也表现出反对，这反映的是地产信贷银行、国民银行和英国—埃及银行之间的紧密联系。
由土耳其首相迈哈迈德·那蒂姆·帕萨在10月7日宣布了土耳其破产公告，通过削弱总督和他的法国银行家们的地位使局面出现了转机。随着土耳其的破产，埃及很难再借到什么钱，然而伊斯迈尔需要（他自己也是这样的）300万～400万镑来支付11月底到期的债务。法国银行和德维沃提出通过用总督的运河股份做担保给他提供短期贷款，但是他们不久就陷入了僵局，这给迪斯雷利提供了机会。11月10日，英国财政部请求帮助“重组并控制”埃及金融的说法，发出了总督已经准备转向英国进行最后一搏的信号。4天之后，《帕玛公告》的编辑雷德里奇·格林伍德从亨利·欧鹏海姆处（他那时恰好身处伦敦）打听到了有关英国—埃及银行和德维沃进行谈判的消息，并且告诉外交部长德比爵士（不是十分准确）苏伊士运河股份将要转到法国人的手上。事实上，地产信贷银行当时确实建议以5000万法郎（200万英镑）购买那些股份，并且确实已经获得了这样做的选择权。但是法国外交部长德·德卡泽斯公爵的决定是在没有得到德比的同意之前不做决定，因此就直截了当地否决了。总督因此基本上没有了其他的任何选择，只能卖给英国，在11月23日，他提出要400万英镑换取他的股份，用购买价款的5％作为抵押，直到被抵押的息券交还并且重新开始分红。德比和财政部长斯泰福德·诺斯科特爵士不同意这个报价，认为这个运河可以由一个国际委员会进行控制；而当这个议案在11月18日到24日的5次内阁会议上进行讨论之后，迪斯雷利最终如愿以偿了。
在1875年的时候，400万英镑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相当于整个英国预算债务费用净值的83％。另外，正如迪斯雷利在他11月18日给女皇的信中所写的，根本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因为总督要求在“这个月的30日”拿到钱。最大的问题是议会在休会期，因此不是很确定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