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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之后，这一偏好转给了卡尔·海涅（诗人海因里希·海涅的叔叔），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差不多以同样的方式，萨穆埃尔·布雷克劳德试图排挤掉门德尔松银行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柏林的首选银行家；再一次，尽管极尽谄媚，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他的儿子格尔松才获得了一定的特殊身份，而且主要还是因为他与俾斯麦走得很近，以及他所提供的高质量的政治消息。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仍受到蔑视：“布雷克劳德？”有人曾听到詹姆斯对赫伯特·俾斯麦大声说道，“什么布雷克劳德？布雷克劳德得到的都是我给他的，而且只占（全部利润）的1％。”许多其他银行在罗斯柴尔德注意的运作中扮演着相同的角色，他们参与了大额债券发行，对大量金银块的输送提供了援手，有时还参与汇率套利交易：科隆的奥本海姆银行、伦敦的施罗德银行以及法国的波尔多银行，当然还有更多，我们只列3个出来。它们在这个阶段，都还是很小的玩家。
形成对比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那些大银行身上花费了大量时间，他们主要视这些银行为竞争对手，但是在进行一些非常大的业务时，他们也会寻求合作，这些大银行有：伦敦的巴林兄弟，托马斯·威尔逊和戈尔德施密特；巴黎的拉菲特，奥廷格和马莱；维也纳的盖米勒、希瑙和埃斯克尔，以及法兰克福的贝特曼和贡塔德。1814年之后的10年里，这些大银行之间爆发了你死我活的竞争，但罗斯柴尔德不希望这些竞争者出现不良的状况，他们越来越将这些对手看做自己生存的补充成分，当然，前提是自己的行业领袖地位不可撼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在所有主要的金融中心，我们都能看到辛迪加组织以及银行间松散联合情形的出现。同时，通过扩展自己的规模，罗斯柴尔德家族认为自己承担着一定程度的职责来维护银行系统的总体稳定。这也解释了他们不希望竞争对手倒台的原因。在19世纪20年代，他们以一种近乎麻木的无情眼神看着帕里什破产。截然不同的是，在随后的数十年里，他们为了维持金融稳定，偶尔愿意拯救竞争对手，比如1831年以及1838年帮助拉斐特的举动。萨洛蒙在1841年帮助盖米勒的建议也说明：
我们作壁上观，看着一个65岁的人破产，他的银行存在了那么长的时间，也是这里第一流的银行——不能提供帮助是不可能的如果施泰纳和盖米勒确实停止支付款项，这将呈现何等的景象，这将给海外、法兰克福和其他德国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因为数百万——多达三四百万古尔登的承兑款和汇票将从这两家银行流失。
在这件事上，萨洛蒙提供帮助的建议最终被他的兄弟和侄子们否决。但是，他对于金融总体稳定的观点也影响了列昂内尔对英国货币政策争执的态度。1839年，他向叔叔报告说，“将制定为法令的举措应该考虑合股银行的利益”（罗斯柴尔德新一代从19世纪20年代起将合股银行发扬光大）以及它们“可能对我们内部资金的影响”。他解释说：“问题是如何让这些先生们在有足够的油水捞的同时让他们以及整个国家接受约束，避免流通出现阻滞。”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二章 世界的银行家（19）
综上所述，罗斯柴尔德家族思考问题的方式从本质上来说越来越像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和法国的央行仍旧是私营机构的一部分，尽管逐渐承担了法令监管的公共职责。从它们的资源方面来讲，它们也是唯一能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抗衡的银行，尽管它们是国家性的，而罗斯柴尔德银行则是跨国性质的，而且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各央行对于通货发行的垄断权毫无兴趣。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欧洲各央行之间的关系一直紧密，有时甚至是共生关系。我们已经看到内森如何在19世经20年代利用英格兰银行短期贷款的，以及作为回报，他是如何在1825年拯救英格兰银行的及英格兰银行如何在1830年提供了拯救詹姆斯所需的黄金。内森1832年向银行委员会提供的证词如此正面也不足为奇：“我感觉到它（英格兰银行）的管理挺好。”1830～1832年危机过后，詹姆斯似乎与法兰西银行也建立了类似的关系，而萨洛蒙与奥地利国立银行的关系更为密切。
交易商的主人
1836年，詹姆斯给他的侄子们提供了一些如何在巴黎股票交易所卖证券的建议：
当你买进或卖出公债时，不要想着赚取利润，你的目标应该是让那些交易商习惯于一个想法：即他们需要跟随你这就需要在刚开始的时候做出一点牺牲，这样一来人们才会逐渐形成需要跟随你的观点，我亲爱的侄子们，这就像捕鸟一样，需要先撒些食物出去。
历史学家很容易忽视被罗斯柴尔德家族“食物”吸引的大量交易商，最简单的原因就是他们进行的大多数交易都是口头达成的，而非通过信件。但是交易商是19世纪金融行业不可或缺的工蚁。与罗斯柴尔德有生意来往的银行中，有一些他们最喜欢的银行：比如伦敦的梅内特和卡齐诺夫银行，它仅在1834年一年就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卖出了200万英镑的外国股票，在随后的一年里卖出了140万英镑；此外，约翰·赫尔伯特·伊斯雷尔与他侄子约翰·瓦格建立的合伙人银行。但是，即便这些银行也只是被当成偶尔雇用的“打猎伙伴”：艾尔弗雷德·瓦格回忆说：“每两周一次的结算日期间，我祖父或父亲就会拿着流动情况表前往纽考特，列昂内尔男爵会给500英镑或1000英镑的费用作为我们的固定报酬，数额则是以他的心情来定。”无论如何，与许多交易商的交易带有一种战术色彩，这主要是因为一些业务需要偷偷地进行。
当时的人们称内森是“交易商的主人”，他们并没有过分夸大他的地位：到19世纪20年代末，他所取得的地位被其他交易员密切地关注着，他们信任他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拥有超越常人的信息以及直觉。这意味着公开的罗斯柴尔德买卖行为将可能引发对某一只股票的抛售或抢购潮，这是罗斯柴尔德几兄弟不愿看到的连锁反应。有关内森隐藏技术的故事时有耳闻。“如果他得到消息称基金将会上涨，他就会委托交易商以他的名义先卖出50万。”“这个大投机家惯用的一个操作手法就是让一帮代理人卖出，另一帮人买进同样的股票，这样一来，他的真实动向就难以判断。”在维也纳，萨洛蒙将大多数股市业务托付给了一个投机者，他给这个“支付12万古尔登的固定薪水，此外还有大量的佣金”：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二章 世界的银行家（20）
这个人通常每天一早就恭候着罗斯柴尔德，两人碰到一起时会讨论当天业务的计划。投机者不仅在交易所有他的代理人和客户，在“蓬杜尔小店”（非正式的交易所，位于一个咖啡馆里，交易所正常交易时间之外的交易能够在这里继续）同样存在，萨洛蒙与他推断出他的买卖数量。他雇用了许多传递消息的人，他们唯一的职责就是在投机者与罗斯柴尔德之间来回传递价格波动的报告。
这个时期，作为金融信息（以及错误信息）越来越重要的一个非独家来源当然是媒体。可能有人会认为，19世纪报纸的发展侵蚀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利用自己的通讯网络获得的优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确是事实。另一方面，报纸金融版面的存在也提供了一个影响市场的新机会，罗斯柴尔德家族也迅速地抓住了这一点。这在刚开始的时候并不容易实现：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19世纪20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经常是媒体攻击的靶子，而不是它们的操控者，而且一直存在着激进、反动的报纸对他们充满了敌意。但是，逐渐地，罗斯柴尔德银行对一些报纸至少能够施加一些影响力。我们之前也看到萨洛蒙如何通过根茨对德国《汇报》施加压力的；19世纪30年代，启用海因里希·海涅作为一名记者也保证了对詹姆斯活动报道的正面性（当然有时也会有些挖苦）。詹姆斯本人似乎也逐渐提升了对诸如《世界箴言报》以及《辩论日报》等报纸的影响力。“昨天，有一份报纸登了不利于我们的文章，”詹姆斯1832年写信给内森说，“如果这篇文章出现在一份大报上，我们就要在报纸上做出回应。”5年后，他在西班牙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