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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在公开场合“谈谈”机关党委在丁玲问题上的错误，便十分必要了。由常务副部长周扬直接主持这样的会（原常务副部长张际春已调国务院二办工作），也可看出领导上的决心和重视。会议开始让我先作检查。我不能按照主持人的意愿检查错误。因此，我的检查一次、二次、三次都不能通过。机关党委副书记张海、崔毅也是如此，他们都不认为在参与处理丁玲等问题过程中，机关党委有什么真正的错误。这样，满足不了主持人的要求，他原说“谈一两次就行了”的说法就不算数了，就改变了方针，要“彻底揭露，追究到底”。
中宣部领导人号召所有党员对机关党委、特别是对我进行揭发，翻遍了机关党委的会议记录，搜查了我个人保存的文件，只耍一字一句同此案有关的材料，就决不放过，一律作为问题揭发。丁玲寄给党委的申诉材料，就是从文件柜里搜查出来的。会议规模越来越扩大，从开始的几个人到几十人、几百人，最后扩大到千多人。大会批，小会斗，折腾了四个多月才结束。
由于在审查丁玲历史问题时，在结论草稿第一稿上我加写了：丁玲被捕后，同敌人作了种种斗争，终于回到党的怀抱等话，被说成是“美化叛徒”；又由于在审查丁玲“反党”问题时，丁玲写给党委的申诉没有提交审查小组讨论，而她提出的申辩又和调查的结果相一致，就被认定这是我同丁玲“合谋翻案”。根据这两大“罪状”就定我们几人为“反党集团”，我是“首要分子”。其实，这两件事都是根据实际情况，为着使审查小组的工作能正常地顺利进行，经我提出和张际春同志同意的。张海和崔毅同志有的知道，有的并不知道。黎辛同志本来早已调去湖北工作。他是机关党委的副书记兼作协机关党总支书记，主要工作在作协，机关党委的全面工作管的很少。在批判我们时，将他调回来揭发问题，因他无可揭发，就叫他检查，给他戴了多顶“大帽子”，并被认定我们四人是一伙，互相包庇，充当右派和反党分子的保护人。最后结果是我和黎辛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张海和崔毅定为“反党分子”，留党察看。
这一斗争结束后，对丁玲等的结论和处理好像就显得很牢靠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凡是实事求是地说过丁玲好话的人，都一一受到检查处理，或定为右派，或定为反党分子，或作为犯严重错误，很少听到有谁幸免于难。
在“十年浩劫”中，所有不幸者们又重受折磨。丁玲被送进秦城监狱，直到1975年才被释放，遣送山西农村。其他受株连的人在“文革”中也都无例外的重新抖露了一番
九
但是，历史总是按照客观规律发展的，绝大多数人的愿望不能违背。正像阴云和太阳相比，不管阴云密布，还是暴雨成灾，总是一时的现象；最后总是太阳把一切阴云驱散。随着“文革”的结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实事求是，用实践检验真理，拨乱反正，许多混乱思想被澄清，许多被颠倒了的是非恢复了本来的面目。
1978年12月，我们四人“反党集团”一案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联合复查后，经中央批准彻底平反，我们四个受害者的一切处分都撤销，政治上恢复了名誉。除张海同志已逝世外，生活上都恢复了待遇，工作上作了重新调整。
1980年1月，丁玲案被定为“右派”的结论，经中央批准，作了改正，恢复了党籍（随后各地为此受株连者也或前或后逐个得到平反或改正）。
丁玲1933年被捕后囚禁在南京的政治表现，于1984年8月由中央组织部报中央批准，再次被肯定并通报全党。中央组织部“关于为丁玲恢复名誉的通知”中，指出：1955年、1957年定丁玲为“丁、陈反党小集团”，“右派分子”都属于错划错定，不能成立。把丁玲打成“叛徒”属不实之词，应予平反。并指出，丁玲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为丁玲同志彻底恢复名誉。
其实，早在1940年，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对丁玲被捕问题就作了审查，由陈云同志和李富春同志签字的审查结论就已肯定“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从1940年第一次“忠实的共产党员”的结论，到1984年最后一次“忠实的共产党员”的结论，相隔四十四年，其中约30年丁玲是戴着“反党”、“右派”或“叛徒”的帽子度过的。这30年，她在桑干河畔，在北大荒，在汾水之滨，她结识了不少新中国的农民，并同他们结为朋友。她体验了群众生活，丰富了自己创作的源泉
从1940年到19M年，更确切地说，从1933年到19M年，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年月中，丁玲同志的革命活动经历了肯定、否定、又肯定、再否定、再次肯定、第三次否定；最后才又得到党的总肯定。这是多么生动、又多么令人难于理解、值得深思的故事啊！
丁玲同志是个作家，但又是个共产党员。她虽然长期处在被打击、被折磨、被贬斥的逆境中，但从没有动摇自己的信仰和追求。这是由于她始终坚持以共产党员作为自己的第一生命，以为人民服务为自己的终身志愿，而不是以单纯的作家，以个人的名声来显示自己的存在。所以直到晚年，她一直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维护党的利益，在文艺战线上坚持党的方针，而不计较个人得失与恩怨。她的作品获得人民的好评，也受到海内外国际人士的赞誉。
对丁玲同志一生的曲折遭遇，发生在她身上的那些令人难以理解的事件，到底应该怎样去认识？哪些是社会的必然？哪些是人为的制造？在各个有关方面，包括有关组织和个人，从几十年的反复过程中，又应该吸取些什么经验教训？这是应该引起重视的。
有的人，对丁玲的历史，既不承认组织上已有的结论，也不相信现实的调查，却一味按照自己想当然的怀疑来给人定罪并急于公之于众，这是为什么呢？我在这里说不清楚。只有让历史家们去研究了。
事情已经过去。追究责任易于引起新的混乱，不利于团结，是不可取的。但为着避免重走错路，从思想上清理清理不正之源，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则很有益处。
最后，我引用贺敬之同志一段话：
“丁玲同志是我从现实生活中所能见识到的一位真正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作家，是一位以她的党性的光辉使我感到确实是为我们这些党员文艺工作者树立了榜样的人。不论是她在和阶级敌人作斗争，或者和民族敌人作斗争所经历的严峻考验都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在革命阵营内部和党内长期的不幸遭遇中所经历的令人惊叹的反复考验更说明了这一点。”（引自《光明日报》1986年7月3日，贺敬之《致丁玲作品讨论会的信》）
这一论断，我认为比较客观和切合实际。我引用在这里，本文也就此结束。
一九八六年九月
周扬和我
于光远
我不是文艺界人士，建国前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文艺工作也不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