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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们家附近租了一间房子。让父亲和女县长假扮夫妻。大概住了20多天，她们才走。这两姐妹，姐姐后来出国了，现在可能还活着。父亲晚年病重住院时，她的子女到中国来还代表母亲到医院看过父亲。
李：我听说当时你父亲参加地下工作，经济上还指望你母亲接济。
周：是的。主要是母亲的娘家帮助。每年父亲和母亲都要带我们回湖南一次。一是外祖母非常想念我们，感情上需要。另外是经济上的需要。每次回去，外祖母都要给母亲一些珠宝银元，这些珠宝差不多都花在父亲的地下工作上。可以说，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外祖母无条件地支持父母，用很多经费支持着父亲的革命工作。那时，到我们家里来的有左联的不少人，我还有点印象。还让我拍过一次电影，但我没有拍完。梅志阿姨（胡风夫人）对我说，她还记得我们一家当年的一些情况
李：听梅志讲过，你母亲喜欢打麻将。
周：那时父亲在家里楼上经常开会，母亲她们就在下面打麻将望风，实际上起到做掩护的作用
李：你母亲和娘家的人知道你父亲做些什么事情吗？
周：当然知道。母亲自己没参加具体革命工作，但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有一次，形势很紧张，我表叔来说服父母撤走，他们不听，一气之下，他把家里的珠宝全部卷走，想以此逼着他们走。但仍然没有说服他们。过了一个星期，就只好又把珠宝送回来。作为一个年轻文人，在当时生活中，追求真理，充满热情，很有意思。而我母亲紧相依傍，带着孩子，也不怕危险。
李：你母亲看来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女性。对于她，好像没有什么介绍？
周：最近湖南有个作家在老家做了广泛细致的访问，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写母亲的一生，可能要发表。人都是很渺小的。其实，谈到历史，应该是越真实越能说明问题。历史有一半真实就不错了。
李：我的确有同感。要想真实地反映一个历史人物的全貌，实际上难度太大。你父亲和母亲最后分开是什么时候，是什么原因？
周：父亲带母亲和我们最后一次回湖南是在我吕岁那年。
李：那就是1935年。
周：我已经记得一些事情。母亲怀了老三，就是现在在石家庄工作的三弟周岳。她每次生孩子时，外祖母就要求必须回到家乡生。我们回到湖南，孩子还没有生，父亲就急着要走，说是有工作。现在来看，是因为他已经爱上了苏灵扬。
李：你母亲在上海见过苏灵扬吗？
周：见过。还见过她写给父亲的信。在上海帮父亲收拾衣服时，从口袋里发现过她的信。但是她信任父亲，并不担心别的事情。父亲离开时，说好第二年暑假来接我们，但一年推一年，一直没有来。后来到了延安，也有来信。他还寄书寄衣服。他那时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刚刚出版，也寄回来。但别的事情，一直瞒着母亲。后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书信全无。
李：你母亲什么时候才知道真情的？
周：一直到1941年，母亲才偶然知道了父亲另外有了一个家。她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好像是父亲给郭沫若的一封信，里面最后提到一句说孩子在上幼儿园。母亲这才知道。人一下子倒下去了，从此一蹶不振。
李：这也难怪，从分手到知道这个消息，一共是六年。太突然了。她的精神支柱没有了。
周：外祖母打击也很大，当年就生病死了。父亲走后，我们全家都由外祖母抚养，她的死对母亲影响很大，可以说也是导致母亲很快去世的一个原因。我还记得，外祖母去世之后，母亲几乎每天都带着我们到坟地去哭。十几里路，她带着我们兄弟三个，趴在坟上哭。这种哭是湖南那种带唱的哭。听起来很悲凉凄惨。一唱就是一两个小时。母亲很快就病了。吴家这时已经变穷了，主要是舅舅做生意破产了。母亲的病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加上心情恶劣，第二年她就去世了。1942年那一年，她只有35岁。她去世时的惨状，我永远忘不了。
李：母亲去世后，你们兄弟生活怎么解决？
周：我们成了孤儿。我15岁，二弟11岁，三弟7岁。由破产了的舅舅照顾，生活非常艰难。母亲对我说过：“你只要能教上小学我就满意了。”我后来真的在家乡教书，可母亲已见不到了。
李：后来你怎么和父亲又取得联系，是在什么时候？
周：1945年日本人快打到家门口，我就参加了青年军，投笔从戎，大家都是爱国的知识分子。参军后不到一年，也就十个月时间，日本人就投降了。青年军解散，大家退伍。但在退伍前，一律集体加入三青团。这也就是我所谓的历史问题。在青年军，我与重庆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在《新华日报》工作的何其芳，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书信往来不断，并通过他和父亲联系上。第一封长信，厚厚一摞，我详细讲述母亲去世的经过，告诉他母亲是因思念而死。何其芳告诉过我，这封信交给了父亲，这下子我心里踏实了。
李：此后，你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哪里？什么时候？
周：是在南京。何其芳介绍我到南京找中共办事处。一位姓何的工作人员，说是可以安排机会到延安去。到南京后，我住在表哥胡有萼家，他是国民党外交部的外交官，后来，1949年领导巴黎领事馆起义。姓何的工作人员让我在家里等通知，因为那时国共在美国马歇尔将军的主持下进行谈判，每个星期有一架飞机飞往延安，如果有空位子，就可以带我去。一次来通知我，结果我不在，到郊外去玩去了，错过了。但下个星期，父亲就从北平到南京来了。
李：是不是准备到美国去讲学的那一次？
周：是的。他们一行三人受到邀请。后来内战爆发没有去成。他来看我的那天天气很热。我正在表哥家楼下院子里乘凉，只见一个人西服革履，和另外两个人一起进来，问我胡有萼在不在。我一看就是父亲。虽然分别了十年，但模样我没有忘记。可能我变化大，从一个8岁的孩子，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了。但他似乎也认出了我。看到他，我很激动。我们一起上楼，在楼梯拐角处，他突然转过身来拉着手问我：是艾若吗？我点头。他就介绍跟着他的两个人，其中一个我记得是潘梓年。那天他在表哥家从晚上8点一直到11点，和表哥大谈政治。
李：他和你谈到母亲没有？
周：第一次没有怎么谈。第二天之后，我每天都到他住的新华书店楼上去看他，只有我们两个人，就谈得很深入了。国家大事，母亲，都谈到了。有时说到母亲，他痛哭流涕，说他非常难过。商议结果，他要我赶紧回湖南，把两个弟弟领出来。他给我一笔钱，我就回去把弟弟和堂姐、表哥、表妹等一起带到南京。等我们到南京，他头一天到上海去了，留了一张纸条，让我去到上海找章汉夫、邓颖超。我们又到上海，在火车上看到报纸，一则醒目的消息说“东方不利北方利，周扬日内返张垣”。我想，这下子完了。到上海后，男的住新华报社，女的住周而复家里。
李：后来与父亲联系没有？再见到父亲是什么时候？
周：我参加刘邓大军后就与父亲又取得了联系。他又让我去把弟弟们接出来。我们到了北京，我进了华北大学，弟弟们也各自上了中学。
李：这时你是不是见到了苏灵扬？
周：这是第一次见到她。父亲当她的面对我兄弟三人讲的第一句话是：“我对不起你母亲。”第二句话是：“这是苏灵扬。你愿意叫母亲就叫母亲，不愿意叫，就叫同志也可以。”
李：你叫母亲吗？
周：当然没有。见面后不久，一次，正好他和华北大学的副校长成仿吾打电话，说到哈尔滨外语专科学校王季愚校长来北京招生，要从华北大学抽300多人去学习俄语。放下电话，他就问我想不想去学俄语。我说当然想。这样，我就到了哈尔滨，以后留在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工作，一直到“文革”后才调到北京。
李：我听说你们和苏灵扬关系非常不好，是不是？
周：是的。其实也不复杂。她对我们很不好，我想她看到过我当年经重庆转给父亲的那封长信。她总是干涉我们和父亲的交往，有的事情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我主要看不惯她那种盛气凌人的样子。是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因为她的原因，还有我们兄弟几个都还有些湖南人的犟脾